核心提示：5号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刷爆了朋友圈，戳到了中国人的生存痛点。中国人为何就是用不上平价救命药呢？
半个朋友圈都在安利的国产新片《我不是药神》，在5号凌晨上映。上周末的大规模点映已经积攒了相当高的人气与口碑，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0。
之所以刷屏，是因为这片子，确确实实戳到了中国人的生存痛点。
徐峥饰演的程勇，原本只是个卖印度神油的小贩，日子得过并不顺心。老爹血管瘤急着做手术，可自己连房租水电都交不起。哪儿哪儿都需要钱。
一天，一个叫吕受益的神秘男子来找程勇，想托他从印度代购一款药。
吕受益是慢粒白血病人，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进行治疗。正版药“瑞士格列宁”一瓶售价高达四万人民币，普通人家根本供应不起。而在印度有一款仿制药“印度格列宁”药效基本无异，价格却只有1/20。
“印度格列宁”在中国境内是禁止销售的。药品走私被抓，是要判刑的。可是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程勇还是成为了一名“药贩子”，拿到了“印度格列宁”的独家代理权。
对程勇而言，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广大慢粒白血病人而言，他们拥有了活下去的机会。病友们纷纷给程勇送锦旗，称其为“药神”。
而随着程勇与慢粒白血病人的深入接触，他意识到了他售卖的不仅仅是药品，更是这些待死者活下去的希望。
终于，当警察开始查封“印度格列宁”，断这些病患的命路时，程勇决定展开一场救赎。
尽管影片开头特意强调了本片乃艺术创作，但其实所有人都清楚，程勇的原型，正是取材于当年热议的“陆勇案”。影片中程勇是一个纯粹的药贩子，但现实中的陆勇也是一名病患。
2014年7月22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但戏剧性的是，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2015年1月27日，检察院发布《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判定陆勇的行为是买方行为，并且是白血病患者群体购买药品整体行为中的组成行为，因此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撤回起诉。
此案当时备受舆论关注，陆勇被封为“药侠”。今天陆勇的微博名，也依然在用这个称号。
一人生病，全家拖垮，这话的确危言耸听。许多癌症病人的希望，生生断在昂贵的救命药中。
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用不上平价救命药？
为什么中国进口抗癌药这么贵？
目前，中国抗肿瘤药物的供给包括：价格遥不可及的进口原研药；价格便宜但疗效相当的印度“神药”；严重滞后、尚不成体系的国产仿制药。
进口原研药之所以天价，与本身价格较高密不可分。
创新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且研发周期长，研发成功率极低。目前，全球单个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已增长至近20亿美元。
缩短的专利保护期，进一步推高的药品的价格。新药研发涉及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申报注册和上市等漫长过程。仅有2%临床前研究阶段的药物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即使进入临床研究后，I/II/III期临床试验平均需耗时6-7年。
而新药的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左右，一般从进入临床试验期开始计算，即使获得延长期（一般不超过5年），上市后专利的保护期已仅剩十余年。
比如，治疗慢性白血病的格列卫，2002年4月在国内上市，专利的到期日是2013年，上市后的保护期只剩下13年。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销售价格很难用生产成本来衡量。药企为了弥补前期研发巨大的投入，就必须在专利期内以高价方式获取暴利。
原本天价的进口抗癌药，在中国则“更上一层楼”。
进口药在我国享受单独定价政策，享受“超国民待遇”。在国内，进口药除了享受专利保护期内的垄断地位，还可以在保护期到期之后享受单独定价权。由于享受单独定价政策，部分药品与国产仿制药的价格相差少则数倍，多则数十倍。
税费及流通环节使得药价“再攀新高”。药品的关税此前是4%-6%，后基本降至2%；药品增值税方面，我国为17%，是欧洲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而美国对药品则是免缴增值税。
在流通环节，药品又要层层加价，进入医院可在实际购进价基础上加价10％-15％。
所有的加价，最终都是要患者买单，被病魔几乎击垮的患者经济上再遭剥削。
为什么代购黑市选择印度？
代购黑市选择印度“神药”，是出于国内仿制药不行的无奈之举。
目前，我国的仿制药水平整体落后于印度，仿制技术亟待提升。我国医药企业长期处于“散小弱”的市场格局，陷入“低成本-低利润-低研发”的恶性循环，我国4000多家制药企业中，90%以上都是仿制药企业，但70％以上的国产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存在显著差距。
此外，目前国内仅有少数领先药企具有快速跟进的能力，仿制药在时效上难以快速跟上。而即使进入医院流通环节，国产药也较难与原研药竞争。
反观我们的邻居印度，仿制药大多可达到欧美标准。
最短一种新药在美国上市几个月后，印度的同类仿制药就可以生产并投入印度市场，而且同一种药可能会有多家印度制药厂生产。诺华公司因格列卫仿制上诉印度法院。但经过长达7年的诉讼，印度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诺华的所有指控。
药物强制许可制度，是联合国在《多哈宣言》给予WTO各成员国为了公共健康而灵活使用这项条款的权利。关于药物强制许可制度的利弊争议很多，赞同者认为这是人道主义的巨大胜利，反对者则认为滥用强制许可，将破坏药品行业的创新能力，从长远看也将危害到患者。
但事实上，仅有印度有抗肿瘤药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先例，大多数国家连艾滋病药物、人类免疫干扰素等药品都未真正实施强制许可，中国尽管在《专利法》和《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同样认可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从未真正实施过该制度。
因此，从法律意义上，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批准文号的“印度神药”，的确属于“黑市”产品，被认定为“假药”。
不过，印度仿制药的发达不仅仅因其少数药物的强制许可，更重要的是强大的仿制药工业水平。这使得印度成为医药界的“超A货”基地。
目前，作为世界第三大仿制药生产大国，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药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疫苗和生物制药产品出口到150个国家。全球排名15家仿制药业中，印度制药业就占有6家。
凭借低成本制造、雄厚的技术与完善的产业链，印度已经名符其实成了“世界药房”，多数印度仿制药其售价仅为原研药的1/10甚至更低，印度药成为吃不起原研药患者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