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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的“吹牛比赛”

毛泽东“大跃进”时期在全国“放卫星”大吹牛的背景下,各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卫星、大牛皮。其类型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思想要上天

一九五八年全国流行着一首人要上天当玉皇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些人藐视自然规律,想当玉皇的愿望同这首民歌所表达的一样强烈。从中央到各地县委,以及民间百姓都编造思想要上天的神话,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外,还有诸如“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这类上天入地的豪言壮语曾铺天盖地笼罩中国大地:

“土地能给人们的粮食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取决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的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作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亩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子: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竟在一亩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即兴之谈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迭迭,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分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人能成神仙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出现了许多人能成神仙的口号、谚语和事件。一些地方报纸如当年的《甘肃日报》和各地的小报都不断公开报导了人成仙的谚语、口号和所谓“民歌”点。有一首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民歌这样讲:“手执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当年,《甘肃日报》还报导了一位原哑巴变成文化战士的奇迹,是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来报导的:

各位父老听我言,有件事儿把它传。

临挑县的店子川,东行五里宋家山,

有个哑巴羊世忠,他是扫盲英雄汉。

他虚心学来苦心练,一字一句记心间,

时间没过两月半,汉字已经过一千,

他会写来又会用,文化战线走在前。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今天哑巴开了言,

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

党的恩情万古传。

我们打开全国各地的报刊,或翻阅一下当年的各种文艺作品,不少“艺术品”多讲牛郎织女下凡来,看到中国大地比天宫好得多,还有中国儿女到月宫与嫦娥欢庆放卫星的情节,开始后悔当年奔月的行为,而很想返回大地,下凡在董志源或河西走廊参加大跃进。

连扫除文盲都要搞浮夸和吹牛,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赞扬中国扫盲的奇迹。诗名曰《扬娥叹》,这样写道:

天风吹过月宫旁,传来人间读书声;

嫦娥听了泪汪汪,只有我还是文盲。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还报导:山西对万人脱离文盲,甘肃各个县市不再有文盲,宁夏已普及中小学教育,一个月办起大专院校十一所。还有报纸报导,如河南省遂平县十个基层公社八月底就创办了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五百七十多所,学员十万余余名,基本上做到了每个社员都进了大学。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建立起三百四十四所红专大学,入学干部群众十一点七万余人,占全县三十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年的荒唐事情比比皆是,当年可以浮夸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有的地区号称平均一点五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二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可以把小学、中学合并在一起变成为大学;甚至有的地方农村将两所小学办成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超级学校,包含有农业、工业、医药、兽医等系的大学;广西的桂平县一九五八年办了三四家大学、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理发店成为美容学院,养猪场成了畜牧学院,这个当时只有六九点九万人的县,竟然号称有四十七万人上大学;河北蔚县要人统计捉虱子和臭虫的斤数,河北怀安县要人统计现有老鼠多少。

共产党的报纸还公布截止七月底,全国已有六百三十九个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份已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其实这些省份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导:山西老羊工宁华堂当了大学教授,而且计划编写一本《新养羊学》,并在山西农学院登台讲课。还有一则消息叫来自基层的“研究员”,说一位县委书记和四位农业社主任被中国农科院聘为研究员,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就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和土地“递减论”,声明人越多越好,土地增产无止境。

赤手可移山

一九五八年,全国大浮夸的一个理论就是“人手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这两只手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改天换地。七月九日,《甘肃日报》发表的一首诗,对人的双手作了高度赞美:“英雄渠,工程大,过黄河,穿石峡,我们民工有双手,什么困难都不怕。”“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的甘肃引洮工程表彰大会,对人的双手更赐予了神奇的力量。其口号是“鼓足干劲,山动弹;铁臂一挥,水上山。”当年有一篇在《甘肃日报》发表的《谈干劲》的文章,认为干劲就在于: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排山倒海,乘风破浪,无坚不推,无攻不克,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道。

这样的奇迹还有很多。

广东新会农民周汉华“创出”水稻和高粱杂交办法;陕西西安雁塔区沙浮论农业社社员赵西红,“成功”地将棉花嫁接到了椿树上;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山西洪洞农民总结出了小麦丰产“经验”:将小麦和谷子嫁接,每穗结籽五百粒,每亩植株二百五十万,亩产达八点九万斤,然后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种,麦粒像石榴那么大,产量将无法计算。

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迹”,怪不得当时一再宣传:“只要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一九五八年,以至一九六零年全国把“高速度”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甘肃秦安县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就宣布,在一年内实现五化:水利化、绿化、地埂化、山地步犁化、良种普及化。平凉地区有关部门宣布,一九五八年一月,甘肃平凉已出现了八百条幸福沟,所谓“幸福沟”,就是把原来破烂不堪的水沟水渠变成花草树木造地的新园林。甘肃定西一九五八年七月份宣布,全专区已变成免盲区,人人都成了文化人。一九五八年一月,兰州大学的领导宣布,苦战五年建成共产主义新兰大。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省委做出决定,对所有的规划都要高速度完成,其口号是:“十年规划,五年完成,三年指标,一年达到。”一九六零年初,甘肃已出现了全面饥饿的状态,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并没有停下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说,“为实现今年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而斗争”。在全省要掀起“一跨、二革、三超、四比、五成”的运动,要求全省人民都要“立跃进思想,抓跃进措施”。

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之下,许多科学“奇迹”被创造出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吹牛在农业和工业产量上表现得十分可怕。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暴出了惊人的消息:“中国夏收作物史前丰收,小麦总产超过美国。”在夏收前后,全国各个地区也竞相发出农产品放卫星的消息。如甘肃榆中县来紫堡实验田放出了高产三千二百八十三斤的“卫星”,过了七天,这个社又放出了一个小麦亩产四千斤的“卫星”。八月份甘肃省的领导提出了一个亩产无限的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紧接着,在全省各地出现了亩产五千斤到一千斤的若干“卫星”。康乐县宣布,全县人均粮食已达到二千斤,临夏宣布,全地区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已达到了五千斤。在工业上,全省放出的“卫星”更多,一九五八年元月,兰州市就宣布,五年内总产值要增长九倍,郊区要达到乡乡有工厂。一九五八年七月,静宁县介绍了如何变成万厂县的经验,宣布半年已建成了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个工厂。当然,甘肃的农业“卫星”比外地有些放出的卫星稍逊色,甘肃省有关部门宣布,到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全省的厂矿数猛增到二十二万个,全省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个千厂乡、五十多个百厂社。

全国许多地方如此,如河南在八月份就出现了玉米亩产一万二千八百斤的“卫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亩产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九斤的“卫星”。江西省乐平县超美人民公社发射了一颗晚稻亩产百万斤的特大“卫星”,这恐怕是“大跃进”期间放出的最大一颗粮食高产“卫星”。为此,《科学普及资料汇编》上专门介绍其经验。河北省围场县二道弯子乡六女家畜改良站,经过八昼夜奋战,首创一只公羊与四千一百二十只母羊配种的记录。其主要经验是用人为的办法刺激母羊发情,具体做法是大量注射孕妇尿、发情母羊黏液,或将发情母羊的动液涂抹在未发情母羊臂部,引诱公羊刺激母羊,对公羊的精液用葡萄糖、蒸馏水等稀释。这只公羊也就成了世界上“子女最多”的公羊了。

世界我为先

一九五八年开始,共产党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提出“赶上英国不需要十五年,可能是三四年”。“七年可赶上美国”。全国各地“超英赴美”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份,兰州市和白银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口号是“誓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报导了甘肃压倒英国的许多“巨大成果”。其中有:“七一”前夕,甘肃农具制造厂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自燃汽油机;白银市建筑单位用废橡胶试制成功的橡胶沥青除苏联以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制造;兰州市石油公司制造的三用自行车不仅在陆上水上行走,还可在二千三百公尺高的空中飞行;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师生试制成功的一百四十种新产品中,其中有八种贵重化学药品已压倒了英国,正在试制的三百余种产品要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当然,超过英国的产品不止这些,当年超过美国的产品在甘肃也是不乏的。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六百八十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专案的总和,其中一百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有五十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导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三千四百零六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一百一十九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九百八十一项。而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四年间,北大订出的科研专案只有十一项,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也只有四百项。而这三千四百多项成果,从八月四日开始算起,只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光明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半年之后,北京大学对一九五八年科学“大跃进”中完成的达到“国际水平”的二百二十七项科研项目中的一八六项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发现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说明的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三十四项,占检查项目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第二类,有一定的根据列为国际水平,但根据不充分、不确切的项目一百二十一项,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第三类,当时不应该列为国际先进水平,现在看来也不够国际先进水平的有四十项,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即使如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恐怕仍有折扣。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是神速。八月十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四千多名师生,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二千多个科研专案,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共完成研究工作一百六十五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三十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十九种,世界独创的二种。(《光明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这种大跃进的吹牛风在教育界,直倒一九六一年还在刮,据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一九六一年三月二二日)报导:武汉大学学校工作存在的‘五风’是比较严重的,其中以浮夸风、瞎指挥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作风最为突出。浮夸风首先表现在专业设置上,贪新求全,超出了实际可能。如物理系去年由三个专业突增到九个专业(后减为五个专业),按专业要求,需要教师一百三十五人,实际只有教师六十六人……浮夸风还反映在教学改革上。去年五月,物理系提出要在短期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的定理、公式、一律扫光,还撇开教师搞了一个由学生组成的“新体系”小组,要他们“几周内建立世界第一流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新的物理体系”。……为了早日“登高峰”,他们还盲目砍教学计划,一九六零年该系所订的教学计划,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少百分之四十五,基础课时压缩了百分之四十三,数学甚至压缩了百分之五十九,实验课砍去一半,习题、生产实习、课程论文大部取消。而在实际执行中,压缩更加厉害。……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脱离实际可能条件、盲目争揽任务的浮夸现象。去年物理系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三百四十一人,平均每两人搞一个课题,还不包括许多技术革新专案在内。去年五月,系总支提出“惜倾家荡产”,在半年内要完成实验室“五化”和尖端产品“八大项”;还规定在十五天内要搞出十万个电脑记忆元件,但当时每天只能作三十至四十个,要完成任务即需要五年半至九年时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一主二辅三结合”方计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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