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发起了“镇反”和“土改”政治运动，杀害了原国民政府人员和各地地方仕绅，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240万人。（网络图片）
1949年中共篡夺政权后，立刻开始了血腥统治，使神州大地陷入了深重苦难。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发起了“镇反”和“土改”政治运动，杀害了原国民政府人员和各地地方仕绅，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240万人[1]。
195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约略同时，中共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动“土改运动”。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
利用韩战大力发动政治运动
韩战开打，毛泽东认为，大力扩展镇反运动的时机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鲜战场，正如刘少奇所说，“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认为，从这些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与其说是“镇压反革命”，不如说是中共要借助韩战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国内连根拔除所有可能的反对势力，以巩固政权。[2]
镇压反革命整肃国民政府人员
“镇压反革命”的主要对像是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公、教人员。1949年初，中共眼看内战胜利在望，曾呼吁国民党各级人员留守岗位，等候共军接管。中共承诺，许其继续工作，以维持社会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时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留了下来。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际，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国民党留任人员称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大力镇压了。[3]
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字，即处决一部分、判刑一部分、管制一部分。中共镇压的主要是国民政府中低阶层，如县长等公教人员。反之，高官可以作为“统战样本”，省主席、厅长等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某代表的名义，以引诱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立时枪杀。[4]
按比例杀人冤错假案遍中原
镇反运动中，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是“按比例杀人”。
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在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丁抒指出，事实上按照毛泽东“杀反革命”的计划，农村计划杀害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1951年全国市镇人口为6,632万，乡村人口为49,668万。算起来城市加上乡村共要杀53万。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譬如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杀了1,500多人，占成都市60万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五，是计划数的五倍。[5]
丁抒强调，全国各地其实都像成都一样，“超额完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不问是非历史经历就是罪
但凡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公、教留用成员，无需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个人的历史经历就是罪。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说：“许多地方，除去大批‘起义投诚’人员之外，很难找到更多的打击对象。因此，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级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
如作家朱自清之子朱迈先早年加入共产党，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加入国民党军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背叛国民政府，之后在一所中学任教。然而，这样一个对中共忠心耿耿的人，却在镇反运动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33岁，身后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孩子。[6]
再如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的绝大多数属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2万2千人。[7]
土改运动消灭地方菁英
再说土改运动，这是中共意在消灭传统地方士绅的一场政治运动。
当时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租赁、雇工并不构成犯罪，主张和平分田。中共华南分局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和方方，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对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也区别对待。[8]
但他们被毛泽东叱为“和平土改”。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他指著方方说：“土改右倾”，“降你一级。”另派华南分局第五书记陶铸从广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铸到任后，千万户地方菁英家破人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土改政治运动中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如“滨江才子”杨芷江是江苏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1940年中共新四军开到盐阜地区，多次与他交往、合作。土改时，共产党内军人干部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象”。但迟了一步，信到时杨已被处死。
再如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民政长、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的马隽卿，将女儿许配给了周恩来的胞弟周恩住，并将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来时，马隽卿自持平素无恶迹，周恩来的生母又受他长期供养，便没有逃离。但是，土改一开始他就是清算斗争对象。女儿被插上“地主马隽卿女儿”的标签，四出游街。八十多岁的马隽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丢了老命。
浙江海宁县人许行彬，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曾多次秘晤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出任浙江省议员、财政厅秘书长，二十年代辞官归故里从事实业。一九三四年大旱，他带头开仓赈米接济饥民，并对佃农田租全免、地租减半。抗战时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为乡人敬重。可是当地中共政府却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建政初年即大开杀戒中共现罪恶本质
一直以来都有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是好的，建政一开始也做得不错，只是后来走偏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从建政一开始就在不断地欺骗与杀戮，只要在哪方面听信了共产党，就会付出小至身家，大至生命的代价。
从一开始这个政权手中就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只是建政初期中共统治实力尚不足，将打击、迫害中国人的层面局限在国民党相关人员及各省地方菁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要四面出击”，暂不斗争农村富农，只先整肃上述二类人，同时竭尽全力争取和拉拢这小部分以外的大多数人口，“建立最宽广的统一战线”，使多数中国人都站到了中共政府的一边，用最残酷的方式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这等于是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捆绑进了惊天的罪恶之中。
注：
[1]估计死亡人数约240万人是中共体制内说法，事实上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00万人。谢天奇，《中共“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内幕》
http://www.ntdtv.com/xtr/b5/2017/02/02/a1309798.html
[2]专访丁抒：中共建政后首场大屠杀——镇反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21/n9876016.htm
[3]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4]陈奎德，《“党天下”的奠基礼－－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3172
[5]专访丁抒：中共建政后首场大屠杀——镇反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1/21/n9876016.htm
[6]林辉，《朱自清之子被杀镇反运动冤案无数》
http://www.ntdtv.com/xtr/b5/2017/05/30/a1326955.html
[7]辛灏年，《中共土改和镇反夺地劫财屠杀以铁血手段建立极权统治》
http://www.bayvoice.net/gb/news/history/2014/06/09/176423.htm%E8%BE%9B%E7%81%8F%E5%B9%B4%EF%BC%9A%E4%B8%AD%E5%85%B1%E5%9C%9F%E6%94%B9%E5%92%8C%E9%95%87%E5%8F%8D-%E5%A4%BA%E5%9C%B0%E5%8A%AB%E8%B4%A2%E5%B1%A0%E6%9D%80-%E4%BB%A5%E9%93%81%E8%A1%80%E6%89%8B%E6%AE%B5.html
[8]丁抒，《阳谋》，开放杂志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