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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稿/魏紫丹: 论认识过程呈阶段性的原理

——兼与邓晓芒教授探讨(上篇)

论认识过程呈阶段性的原理——兼与邓晓芒教授探讨(上篇)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Deng Xiaomang(Part One)

魏紫丹(Zidan Wei)

作者简介:

魏立言,笔名紫丹,1993年从安阳教育学院教育系、系主任岗位退休。主要着作有《教育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研究》等四本教育学术论著和《还原1957》一本史论著作,及许多文史哲论文。

论认识过程呈阶段性的原理

——兼与邓晓芒教授探讨(上篇)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认识过程呈现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的原理。毛的《实践论》却阉割知性,只承认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感性、理性;形成两次飞跃:感性到理性、理性到实践。可我认为,无中介就飞跃不成。第一次飞跃以知性为中介,这是由柏拉圗、亚里斯多德直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都这样认为。如果说第一次飞跃是在认识范畴内,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举;那么第二次飞跃,则成为理性认识与实践的对举,这就更需要中介。用下例类推:“科学”通过“科技”进入“生产”。按此例来进行哲学思考:“科学”是理性认识,是实然性认识;“生产”是实践;“科技”是可行性认识、决策性认识,也就是应然性认识。因而得出:第二次飞跃就该是以应然性认识为中介。总观本文:上篇论及“没有‘知性’的《实践论》是先天不足的认识论”和“生吞活剥的概念论”;下篇论及“似是而非的原理论”。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three stages of sensibility, knowledge and reason.Ma’s"Practice theory" is castrated intellectual, only recognize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emotional, rational; the formation of two leaps: sensibility to reason, reason to practice. Can be no intermediary on the leap is not a. The first leap to the intellectual as the intermediary, which is by the Bella, Aristotle until Kant, Hegel, Marx, Engels are so that. If the first leap i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 then the second leap, then becom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move, which requires mediation. The following example:"science" through"technology" into the"production"."Science" is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is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production" is a practice;"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feasible understanding, decision-making awareness, that is, should understand. And thus concluded that: the second leap on the basis of sexual awareness should be mediated. Overview of this article: the last article on"the concept of" swallow the concept ofaccept" uncritically, swallow raw and whole; the next article on" paradoxical theor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three stages of sensibility, knowledge and rational. Mao's"theory of practice" has castrated the knowledge, only to recognize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ensibility, rational; the formation of two leaps: sensibility to reason, reason to practice. Can be no intermediary on the leap is not a. The first leap to the intellectual as the intermediary, which is by the Palea, Aristotle until Kant, Hegel, Marx, Engels are so that. If the first leap i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 then the second leap, then becom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move, which requires more intermediary. The following example:"science" through"technology" into the"production"."Science" is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is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production" is the practice;"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feasible understanding, decision-making awareness, that is, should be aware of. And thus concluded that: the second leap on the line should be known as the intermediary. Summary: This article deals with"the theory of" no"intellectual" is"the theory of congenital deficiency" and"th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swallowing"; the following is the"primitive theor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stages of sensibility, knowledge, and reason."Practice theory" is emasculated as solely intellectual, only recogniz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emotional and rational; furthermore, the transi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reason and practice is divided into two leaps: sensibility to reason, reason to practice. However, without an intermediary, there can be no leap. The first leap uses an intellectual intermediary, which is advanced by Plato and Aristotle to Kant, Hegel, Marx and Engels. If the first leap i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then perceptual knowledge is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rational understanding; then, the second leap requires even greater mediation founded upon rational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For example:"science" through"technology" leads to"production." Using the aforementioned example philosophically,"science" is a practical, realistic understanding;"production" is a practice;"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feasible, decision-making awareness understanding. Thus, the second leap utilizes knowledge based on reality as the intermediary. Overview of the article: the previous article is on the concept of accepting knowledge uncritically or unquestioningly; the next article is on"paradoxical theory."

关键字:认识三阶段原理、知性、中介、应然性认识、生吞活剥的概念论、似是而非的原理论。

Keywords: Recognize the three-stage principle, knowledge, mediation, should-cognition, conception of birth, livelihood, speculative theory.

哲学史上,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第一个提出知性概念。他在《理想国》中用线段譬喻和洞穴譬喻来阐述其知识论。把一条代表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线段一分为二,首先把认识对象划分为:“可见的领域”和“可思的领域”;继而,再将二者各自一分为二,便分别得到:似真性、信念和知性、理性;总共是四个部分。如问:对可见的领域的认识能力怎样才能跨进到可思的领域呢?柏拉图把“似真性”和“信念”,综合并引伸为“可设想的”或“意见”。这样,“可设想的”或“意见”就成为由“可见的领域”跨进到低级“可思的领域”(知性)之中介。一有中介,就消除了隔膜、提供了问题可能解决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可设想的”或“意见”仍属于感性认识,那么,知性则属于仰赖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因而,这个仰赖感性的知性就又成为感性与不仰赖感性的理性之中介。到此,我们就可以归结说:这就是柏拉图在知识论中阐明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可设想的”或“意见”为中介,从可见的领域飞跃至可思的领域(知性);第二次是以知性为中介,从感性飞跃至理性。

亚里士多德将知性称为被动理性,是与感觉、知觉相关联的理性,具有处理感性材料的职能,知性是在扬弃感性的基础上迈向理性层次的一个阶段,但又独立于理性,由此,确立了感觉(可感形式)——想象(可知形式)——理智(理性概念)、揭示了在人类认识“三段论”中的逻辑性和必然性。(注1)

传承至近代康德、黑格尔,直至马克思、恩格斯一仍其然。康德所说的认识过程的三阶段是: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在理

性之上我们再没有更高的能力来加工直观材料并将之纳入思维的最高统

一性之下了。(注2)

黑格尔所说的认识过程的三阶段是:

对于感性事物,我们说它们是变化的。所谓变化的,就是说它们是

‘有’,同时也是‘非有’。但对于知性的规定,我们似乎比较固执一

些。我们总是把它们当作固定的,甚至当作绝对固定的思维规定。我们认

为有一无限深的鸿沟把它们分离开,所以那些彼此对立的规定永远不能得

到调解。理性的斗争即在于努力将知性所固执着的分别加以克服。”(注

3)

马克思也是概括为三段论的:感性具体——抽象规定——思维具体。

“具体”有两种形态,一是“感性具体”,即客观事物表面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具体,对事物整体所形成的一种“混沌的表象”。二是“思维具体”,它是在抽象基础上的各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对事物内在本质属性的统一反映。思维运动的过程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再到思维具体的完整过程。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作的说明,同康德、黑格尔一样,也是把认识过程分作三阶段的:

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

(即知性,下同——引者注)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第三阶段“经

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注4)。

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却绕过康德哲学这一个“蓄水池”,撇开了康德开始明确地把感性、知性、理性并列的认识三阶段论,自己独创了这様一种“感性——理性”、缺乏“知性”作为中介的、认识两阶段论,即所谓的第一次飞跃。毛的认识论是两次飞跃论,对此我会在后面再加评述。

壹,没有“知性”的《实践论》,是先天不足的认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阉割了“知性”。对这种“阉割”,曾令先知先觉者预料到将会带来种种的负面影响;而在这种残缺理论指导下的第二次飞跃,必将会给实践带来无可挽救的致命后果。

一、阉割知性,其害无穷!

黑格尔说:

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知性),便不

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注5)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作为认识阶段,知性阶段是介于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之间的一种认识阶段;作为认识能力,知性能力是介于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感性认识属于全面的肤浅,理性认识属于全面的深刻,知性认识则属于全面的抽象性和片面的深刻性。毛泽东说: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

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凡

引自《实践论》本文的,出处从略)

这就是他说的“两次飞跃”。可是,怎麽样才能实现“飞跃”呢?毛并没有加以具体论说。好像他也具有上帝那般无中生有、无所不能的本事。《创世纪》上记载:上帝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毛泽东说:“要飞跃。”飞跃就出现了。但,这仅仅是在他的《实践论》里纸上谈兵,这样空洞地议论一番是可以的,而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甚至是其害无穷的。因为,关于第一次飞跃,在康德看来:

纯粹理性绝不直接与对象有关,而只与知性关于对象所构成的概念相

关。(注2)

意思是说,理性与感性并不直接对话,只有知性才直接地既与感性又与理性对话;它就形成二者的中介。因而,由感性阶段认识的“全面的肤浅”,逾越知性阶段认识的“片面的深刻”,是无法直接跨到理性认识阶段的“全面的深刻”的。这个道理,毛在《矛盾论》中作如是说:

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

物的矛盾。(注6)

认识过程呈阶段性这一原理必须引起严重注意:一个阶段就是一道工序,因此对各个阶段都要认真对待,既不能颠倒也不能超越。毛泽东自己就是不以身作则地“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因而,他“就不能适当地处理”认识过程的矛盾。卒致他的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后面再谈第二次飞跃),只因缺了一道工序,没有知性做过渡环节,给“感性”插上“知性”的翅膀,单单凭空想象、就冀期不翼而飞。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当然是飞跃不成、只能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还要再次强调一下,发挥知性思维的这个中介功能——作为一个认识阶段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无可代替的独特作用,因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感性具体”是一种生动而丰富的感性认识,是一种相当笼统的、表层性的认识,远没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从感性具体中把事物的各种特性逐一地区别和抽象出来,单独地加以研究,形成各种“抽象规定”。这就是知性思维所具有的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功能。毛泽东无视它、离弃它,妄想跳过它开直通车、毕其功于一役,那是只有在想象领域才可以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而在实际中是万万行不通的。

“抽象规定”对事物的认识虽具有理性的形式,但这种认识具有单一性和孤立性,因而在内容上是尚不完全的理性认识。如果只停留在抽象规定阶段,那么即使是为《实践论》所引以为理性认识基本内涵的、列宁的所说的“科学的抽象”,也是片面的、孤立的、不完整的认识。在这里,要用“两句话”来为知性认识定位:没有知性认识,就无法克服感性认识的表面性,知性认识的作用就是使感性认识“由表及里”,得到深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而到此为止,得到的深化也只是“片面的深化”,“各自为战的深化”,“各说各、单打一”的深化,这个深化达不到“由此及彼”。它就如“瞎子摸象”的故事说的那样,即使再深化,充其量也只是对大象的各个部分的深化,莫能达到真正的TRUTH——全象的真相;辩证的理性认识,“思维具体”。所以,在邓晓芒先生的文章《略论<实践论>中对认识过程的划分》(注7)中、所提到的毛的“16字方针”,说毛的“理性”实际上意指“知性”,但这势必就在“16字”中阉割了“由此及彼”4个字。因为一旦“由此及彼”,就全面地“由表及里”了,就是“理性”了。也就符合了前引黑格尔所说的:“我们认为有一无限深的鸿沟把它们分离开,所以那些彼此对立的规定永远不能得到调解。理性的斗争即在于努力将知性所固执着的分别加以克服。”毛的包括“由此及彼”在内的“16字方针”是兼顾了“四面八方”(真伪、粗精、表里、彼此)的、一个有机的浑然整体,既不能分割,也不能阉割。这就是毛本人在本意上所指的“理性”,决不是邓指的“知性”所能内涵的。毛说:“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更能说明,他自称的“理性”是货真价实的辩証理性,而不是邓加给他的“知性”。虽然邓的说法比毛的“自称”似乎更有道理,但毕竟不是毛的本意。毛是无视“知性”的,所以,邓文把毛说的“理性”改成“知性”,然后再用“实践”来充当“理性”,这样,虽然拼凑够了、他把<实践论>牵强附会为实质上是承认“认识的三个阶段”,但却成为对毛的“修正”,而这个“修正”又无法避免出现破绽。至于,毛说的“理性”不是知性、是否当真就是“辩证理性”?也很难说。说“是”似乎也“是”,说“非”也的确“非”;然则,果如何?曰:混淆是非,似是而实非者也。容后,我会对这一点再专门详加论述。

经过如上的粗略分析后,我们再来探讨:在知性的基础上,怎样才能达到“思维具体”?人们要认识事物多样性的有机统一的本质,就必须把对事物各方面的抽象规定联系起来,在理性思维中把事物的各种属性、特点和关系作为整体完整地、具体地再现出来,即达到了“思维具体”。“思维具体”就是关于某一对象的各种抽象规定按照其内在联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统一起来的有机整体,是这一对象在思维中的完整再现。从表现形式看,思维具体是抽象的、主观的,但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由于它把握了事物整体本质的联系,所以又是具体的、客观的。人们的思维只有达到这一步,才能取得与客观对象的本质相符合的完整认识。(注8)

知性的“片面的深刻”:其深刻性固优胜于感性表面化的肤浅,但却劣败于理性的全面的深刻。这是“知性”的美中不足之所在;但如果据此就拒知性于大门之外,而过分美化、甚至神化辩证的“理性思维”的优越性,它就会给人以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误解。毛泽东等相当多的人,就抱有这样的误解,所以他们表现在认识论中不仅无视“知性”的存在,而且把辩证法发展到泛滥成灾的地步。其实,所有矛盾着的每对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相依为命的;消灭对方就是自取灭亡。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这一对矛盾也不例外。二者的相依为命,其功能也需要用“两句话”来说明:第一句,知性思维保证了辩证法不致质变成诡辩术、不致质变成万能论、不致质变成相对主义甚至成为虚无主义;第二句,辩证法可以帮助知性思维避免肢解大象,如此这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陷入思想僵化、固执化、机械论。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二者相结合,既对立又渗透,就可以最终地一刀砍断它们通往“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辩证法泛滥”的身后桥梁。只有在确认“尺长寸短”知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飞跃到“尺短寸长”的辩证理性思维。否则,人们在生活中就只能以说正确的废话为能事了,诸如説:“岳飞是一个有缺点的民族英雄、秦桧是一个有优点的民族败类”。而在事实上,辩证法泛滥的危害性更是有甚于此。

如果不通过“知性”而径直地跃进到毛泽东所谓的“理性”,这种任凭哲学疯狂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彰明较著。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生吴芝圃,在大跃进时写的《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9)贯彻了毛大跃进的思想,并把它提到哲理的高度。在这种哲理中,“理性”的细胞就会不受知性制约而具有无限高速膨胀的能力,形成认识上的恶性肿瘤,红肿高大、光焰无际,吞噬一切健康细胞,横扫一切科学真理,把“扫除迷信”的口号,在实践中变为“扫除科学”。一不做二不休,进而在“彻底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旗帜下,既无所畏惧于它合不合事实、甚至常识,又无所畏惧于它不合逻辑,那样一种盲目的、疯狂的、肆无忌惮的、并把“冒进”的实事宣称为“跃进”一词(10)的、“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胡作非为的混乱局面;甚至在这个滑坡上急流勇进,更进而又达到文革中把“天下大乱”说成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史无前例、空前大浩劫的歴史性灾难。

二、如果阉割了知性,认识的能动性又从何谈起呢?

康德首次明确地将感性、知性、理性并列提出、并对它们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纯粹理性分析”:

如果把我们的心灵的接受力——心灵在任何方式中被刺激时接受表象的

能力——叫做感性,那么,相反,心灵从其自身产生表象的能力,即认

识的主动性,就应该叫做知性。(注10)

__对照我上引毛说的:“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康德说的“认识的主动性”,是能动性的本质特征,和毛说的“认识的能动作用”可等同视之。据此而论,如果阉割了知性,那么,认识的能动作用又将从何谈起呢?

毛的文章,到处都大谈“认识的能动性”,如在《论持久战》中说: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

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

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注11)

如果像毛那样在这种能动性前,再加个“自觉的”——“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那就等于更进一步确认康德对“知性”的定性:“心灵从其自身产生表象的能力,即认识的主动性”。如此这般,我们便可以提出质问:如果阉割了“知性”,然后再来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那么这个能动作用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除非你在“知性”之外能另寻到有根有据的、关于能动性的认识论来源。

毛泽东阉割知性思维不仅是表现在哲学理论——他的大作《实践论》里,而且更活生生地表现在感性生活里。他是这样来展现他说的“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的——让我们以臭名昭著的大跃进为例,来看看他所谓的“第二次飞跃”:他以对“凡事都有两重性”的辩证法原理的滥用,得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的谬论。由这种“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中国人民全都飞跃起来了!飞得高、摔得重——根据拙文《在大跃进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中统计,4600多万个百姓鲜活的生命经过这一飞跃,就都质变成饿殍了。(注4)

毛泽东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泽东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

李达却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而毛泽东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

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

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

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

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

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也开始激动了:

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

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

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

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

你别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烧

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说:

你烧死我好了!

李达激昂地说:

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

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后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

会是无限的!

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激动,却控制住了情绪;停了一会儿,他放缓语气

说:

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现在是你头脑太热!李达临离开时,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

下来!(注12)

由此可知,在认识过程中知性思维之为用大矣哉!反之,如果像毛那样无视知性思维而又大谈认识的能动性,其为害也是大矣哉。毛泽东发明了“造反有理”,在中国实践了农民造反的胜利;现在又发明了“无‘知性’有‘理’”,对科学知识大造其反,在大跃进中把破除迷信的毛泽东“思想”蜕变成破除科学的毛泽东“实践”。

“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李达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向毛泽东指出了这一点。后来的实践,不幸而又更加严重百倍地证实了这一点。

三、阉割了知性,《实践论》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架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

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会被给予;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不能被思考。

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注13)

感性认识需要借助中介才能跳到理性认识,知性就是中介,它是脚踏两只船:既源于具有形象的可感性,又不直接接触形象,兼容可感性与间接性和抽象性于一体。

知性认识是头上戴着“范畴”的犁铧、破土而生的认识,是对“感性认识”的再认识,是提纯了的认识。它拍打掉感性身上、在实践中滚爬的泥土,即不跟混杂的对象本身直接接触,只和感性活动中形成的印象、观念,以及它们的代表——概念打交道。是对认识的再认识,即列宁所说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注14),这样一种抽象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的“理性认识”,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并不是理性认识,邓先生说是“知性认识”。以我看来,这也有些勉强。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二者虽然都是概念思维,但前者是知性抽象概念,后者则是理性具体概念,二者的不可混淆处就在这里。前已提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地指出:

纯粹理性绝不直接与对象有关,而只与知性关于对象所构成的概念相关。

邓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是以“理性”之名、行“知性”之实,然后再以“实践”之名、行“理性”之实。以之对《实践论》阉割知性所造成的先天不足,进行后天的调节。并且,邓先生轻描淡写地说:这在《实践论》,仅是“用词不同”而已。呜呼!怎么能这样说呢?起码应该说是“用词严重不当”吧。

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毛从理论到实践、根本不认“知性”这壶酒钱。知性作为形式、功能,是哲学概念,但它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则是指从感性上升到知性的科学知识。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

认识论和科学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互为依存。认识论要是不

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

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注15)

科学家说话是很有分寸的。他说:“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这句话用的是虚拟口气,实际意思是不可设想。而他说的“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这和康德所说的“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实属异曲同工。对于在数学考卷上得零分、在几何考卷上画鸡蛋的毛泽东,如果你从实质上、而不是从表面上为其不懂装懂、云里雾里的胡诌所迷糊,你就不能不如实地承认他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确是太门外汉了,以致造成他对“知性”连起码的“认识”都不具备。因而在《实践论》中,既不承认“知性”,又含糊其辞地将“知性”滥竽充数为“理性”,使得知性和理性概念混淆,成为非驴非马;而邓先生为了设法能圆毛说,就来了个“张冠李戴”——把“思维具体”之冠戴在了“实践”头上。使得知性、理性两个概念混淆之余,又混进来个“实践”来凑热闹,结果反使得三个概念更其混淆难辨,把《实践论》搞成为了非驴、非马、也非骡子,这样一个“三不像”的“空洞的架子”。如果说,黑格尔认为区分知性与理性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大成果”的话(注16),那么,混淆知性与理性则是《实践论》的一个“重大败笔”。

四、毛阉割了知性,却在事关知性的问题上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

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

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

吗?”“是这样。”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

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

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

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

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

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

证明,这一论题的正确者,正是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发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

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一九五五年的预言吻合。毛泽东十分

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着名物理学家

周培源到他的卧室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

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

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

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注17)

该文作者林克吹捧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论题的正确者,正是毛泽东。”但我以为,毛泽东“正确”得还不算“彻底”。《庄子‧天下篇》有言: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这才把问题从时间、空间上,从宏观、微观上,统统说绝。而这些,对形而下来说,却是一堆形而上的废话。走短路,越俎代庖,空口说空话,是犯了做学问的大忌。果如毛氏所云,则科学家们都可以躺在辩证法上打着鼾、睡大觉了,只用等着毛泽东思想为世界创发“无子”“前子”或“毛子”了。有一篇文章即如此说:

何祚庥同志坚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根据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

的原理,何祚庥同志积极鼓吹,不仅层子是存在的,而且‘层子也是无

限可分的’。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

‘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这些‘子’

们是否真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结论或许今后也不可能有什麽结论,

但应当说,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

论光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

泽东子,在那难忘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这些子的名称就象战斗的号角鼓

舞着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勇攀物理学的高峰!”

(注18)

如果毛泽东的哲学史常识让他知道自己是在重蹈辩证法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覆辙,也许他会改弦易辙。请看柯林武德的批评:

(黑格尔)太匆忙了,并且试图用哲学去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他没有

看到自然科学必须在自己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试图通过哲学去提前使用某些实际上只能是自然科学未来发展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提前使用在许多方面都惊人地准确,但是科学

思想不允许提前使用,它只尊重那些通过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

(注19)

波普尔说:

黑格尔用以取代康德的方法是有效的,但不幸过于有效了,这使他的系

统坚不可摧,免于遭到任何一种批判式打击,从而它也是一种非常特殊

意义上的教条主义,我愿意称为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注20)

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一文中曾指出毛泽东所犯的一些常识性错误。那是连具有初中生数理化水平的人都不应该犯的。如今他却敢在世界级专家面前,好为人师地、高谈阔论这些世界科学的尖端问题;这样的傻冒,却为我的一个论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的要害是辩证法泛滥”,提供了又一典型例证。说明他是主张“辩证法万能论”、“知性可以代替论”的。在毛泽东手中,辩证法自由泛滥,无处不有、无时不有、无事不有,不仅根据辩证法由“凡事都有两重性”的原理,可以推断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并据以确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而且,甚至连放个屁都有辩证法。他于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插话道: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个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注21)

五、《实践论》的先天不足,实源于作者的先天不足。

据说,一个老秀才在为作一篇文章而犯难得抓耳挠腮时,太太在一旁说话了:“作文章难道比我生孩子还作难吗?”“确实是比你作难。问题是你肚子里有、我肚子里没有。”

康德、黑格尔、以至马、恩、列,在谈论认识时,肚子里的科学知识足够他们应付裕如地对感性、知性、理性谈吐滔滔,井井有条,海阔天空,头头是道。而我们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考虑到他对数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几乎是“腹中空”;这里便涉及到对毛泽东知性能力的考察。他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从其读书、写作、做事来看,其表现很是欠佳。

因为,知性具有的两大特性就是确定性和明晰性。《实践论》既然没有为知性在认识中安排位置,这一致命伤的扩散,就决定了它通篇的运用概念和进行论述,必然会是稀里糊涂。阉割“知性”、生吞“感性”、活剥“理性”,表现出概念混淆,进行推理,时有违反逻辑处。这些,便成为《实践论》、命中注定的败症。

毛泽东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

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

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

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邓文中,正确地指出:

通观毛泽东《实践论》全文,在认识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中

虽然他处处强调两种认识不能相互脱离,而应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强调理性认识不能脱离感性认识,认识必须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不断地

发展和深化,然而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并不包含于这两种认识本身内部,

并不是它们所必然具有的内容或对象。

是的,邓先生说得对。对在什么地方?对在“这两种认识本身内部”,并不存在“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但仅仅这様説,还未能究其然。前引康德所说:“纯粹理性绝不直接与对象有关,而只与知性关于对象所构成的概念相关。”这才说明了所以然。因为“这两种认识本身”并不直接相关,只有加进去中介(知性)使二者相关,才能产生“辩证关系的认识”;辩证法就是要讲“联系”和“发展”的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

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

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22)

马克思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说法(“具体——抽象——具体”)是合乎认识的辩证途径的。然而《实践论》上说的“两阶段”:

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又重复地说: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

物论的认识论。

——他这类“认识论的辩证法”的说法,实在令人大惑不解:这怎么可能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呢?让我们继续分析下去。

毛泽东说:

“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

“论理”,原是日文借用汉字对英文logic的意译,毛采此意,曾屡屡这样写道:“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等等,不一而足。毛还把“论理认识”的具体涵义明确规定为列宁说的“科学的抽象”。人们对“科学的抽象”,即使把原文括号内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再予以充分的强调,它也决不会比马克思说的“第一条道路”,更前进一步;即是说,它绝对不会含有“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层意思。毛的认识过程论,充其量在实质上,也只能说它稀里糊涂地达到了康德认识论“理性”的低级阶段,即“知性”的层次。这是我们(包括邓晓芒先生在内)对他的客观评价,而他主观上却自以为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呢!我们揭示出,他的失足在于没有从逻辑的抽象思维导致“感性”的“再现”上,以致使认识的过程体现不出“循环往复”;所以不合辩证法。如果能体现出:“感性认识——论理认识——感性认识”,那就跟马克思的“具体——抽象——具体”在思路上异曲同工了。

这一“循环往复”,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表述形式上具有其本质特征的意义,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举例以明之:[感性认识1]:煌煌月光,月亮在发光;[感性认识2]:煌煌月光,月亮在反射着日光。[感性认识2]是“感性的再现”。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非他,即本论中毛自己所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可惜《实践论》中少了在“理解”后再深刻地“感觉”这个“循环”,以致造成正如他自己所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人们总不能把只说到认识运动的一半,就叫做“认识论的辩证法”吧!“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是没有经过“循环往复”的直线式认识,是不合辩证法的。如果按邓文所述,把“认识运动”的那一半补充上去,就说全了,就会成为:“实践——认识——实践”,这就成为“循环往复”的螺旋式的认识;自然是合了辩证法。但是.这就换成了另外新出现的一个论断,它不能跟原论断相提并论。原论断是限制在“认识”这个范畴内,在这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对举的。如果是能让它们循环往复,则形成:“感性——理性——感性”,它只可称为“小循环”;新论断是“认识”和“实践”对举的,它会形成:“实践——认识——实践”,则可称之为“大循环”。遗憾的是,在只有后者一个“大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一锅煮地承认后来新的和原来旧的两个论断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只能承认新论断合辩证法,而原论断则因为一眼看去、就不符合认识过程总规律中的“循环往复”这一本质特征,故而,显然有违“认识论的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真精神。

虽然毛把“理性认识”和“论理认识”当作同义词,但他在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时,总是不顾逻辑规则地强词夺理,以便排演他的“老爷常有理”的拿手好戏。如果毛泽东所谓的“理性认识”真的就如邓先生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知性认识”的话,那么,就无论如何也决不会出现如下的“好戏”连台。

为了添加点儿感性认识,让我先来讲一下“老爷常有理”的故事:

一天,老爷忽发奇想,想要打奴仆一顿。奴仆申辩道:“我又没有犯错

误;你总不能无缘无故打我呀!”“是的,我承认你没犯错误。但是,

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一向是坚持‘难免论’的。难道你今后就能保

证永远避免犯错误吗?”“那。。。。。。当我犯了错误时,老爷再打

我不迟。”“这次,我先打你;到你下次犯了错误时,我可以饶恕

你。”说好便好,奴仆撅起屁股让老爷打了一顿。不出老爷英明预见,

后来奴仆果真犯了错误。老爷就又要打,奴仆又申辩道:“上次我没犯

错误已挨过打了,这次您就该饶恕我了。这是老爷曾经说过的;老爷从

来是说话算话的。”奴仆把老爷逼到墙角,气得老爷勃然大怒:“你这

个奴仆丝毫不懂得道理,简直是胡搅蛮缠、蛮不讲理!你要开动脑筋

想一想:你不犯错误时还要打你;难道你犯了错误,反而会不打你了?天

地间哪有这种逻辑?”

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毛大概是一个容易忘记的人。他在这次谈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出八个

版太多了。“纸张这么紧张,还办八个版,内容那麽多,谁看?”“谁

叫你们办八个版的?”

胡乔木吞吞吐吐地说:“这件事是中央决定的。”

“中央是谁呀?”毛穷追不舍。

胡乔木没办法,只好说:“主席,是你决定的。”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决定?”毛反问。

胡乔木急了:“这种事我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是有一

次。。。。。。”

胡乔木说出了具体时间和场合,毛当时怎么讲的,毛无法否认了。可是,

他又说:“如果是我讲的,那是我昏了头。我讲了那么多话你们都不听,

为什么单单这句昏话你们就听进去了?”还是他有理。(注23)

“还是他有理。”他有什么理?不仅是无理,而且是无理取闹。他用的手法在逻辑学上叫做“偷换命题”。本来的问题是:“谁讲的?”现在转变成:“为什么单单这句昏话你们就听进去了?”人们把这样说话的人称之为胡搅蛮缠。当然也不妨试着再从另一个方向设想一下:如果你要是当真不听他“这句昏话”,后果又该当如何呢?恐怕是实在不堪设想!而堪设想的是:“毛总是有理,毛永远有理!你是总有屁股,你是总该挨打。”

作为御笔,胡乔木熟知毛违反知性思维的逻辑规则是家常便饭。例如,毛提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在毛驾崩后批评道: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

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

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论式也不完

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注24)

“自然科学……得到的分数都很低”,毛主席冲着叶群说:

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

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

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

画了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注25)

当然,老师在毛泽东的试卷上也只能画个鸡蛋。鸡蛋是圆的物品,毛竟能发“最高指示”(当时的合法称呼)说:“这不是几何嘛!”其实,还真的不是。作为几何图形,圆是个图式。其定义为:“在平面内,到一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或轨迹)”。这说明,毛对几何知识太无知了。无知并不可怕,虚心学习可以变无知为有知。可怕的是无知而又无耻,把无知和荒谬当作光荣来夸口,让谬种遗传,误导民族后代张铁生们,以当“白卷英雄”而自豪。

人们并不要求他成为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然而因为他对这些学科的不学无知,就使他失去了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的机会,造成他说话颠三倒四,逢说东就说西。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言者无罪”。这样费尽心机,经过千呼万唤,“党外朋友”才出来讲话的。可他一翻脸,成千上万人就被打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道: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

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注26)

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接下去便是:

。。。。。。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注:同上)

人们不禁要责问:怎么会是“无行动”、不是“行者”,“言者无罪”按说对他们本该完全适用;可他们怎么却又成“另有一种右派”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又如,他曾有前言,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又有后语,知识越多越蠢,越反动。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所以最不蠢,最不反动呢?还是说知识分子知识很多,所以越蠢,越反动?反正是前言不照后语。还是让我们回到邓先生曾引征过的《实践论》中的例子上吧!

例一,毛说:

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

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

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

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外来考察

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

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

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

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这一论断,首先就不合形式逻辑(至于毛说的“判断”和“结论”的内容真伪;形式逻辑管不着这一点)。谈“统一战线”,至少也必须主要是国、共两方;而“有些外面的人们”的说法可证,大致不会是指国民党正式的代表团。那么,‘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怎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呢?合乎逻辑的说法应该是:“他们确知国民党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现在看到共产党也是如此,既然双方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

例二,毛说: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

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请注意两个关键词:“立刻”“深刻”。为了使所用的概念前后相应就应该是:要用“深刻”都用“深刻”:“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或者,要用“立刻”都用“立刻”:“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不是立刻,而是再经过深刻理解了的东西才更能深刻地感觉它。”总之,逻辑上是不允许在运用概念上偷梁换柱、冒名顶替的。“立刻”(时间概念)和“深刻”(程度概念),既非同义词又非反义词,可以说,这两个概念在直接的意义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由于对“知性”的无知或严重误解,因而“知性”就被简单地阉割掉,这是我在上面对《实践论》作者从基因层面所作的病理诊断。综上所述,探讨所针对的是被他阉割掉、一笔不提的东西:“知性”;下面很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在《实践论》中不仅提到,而且从概念到原理,对“感性”和“理性”这两个东西不仅提到,而且还振振有词地作了一番论述。对此,我们又该作如何的评论呢?

贰,“生吞活剥的概念论”:我对《实践论》后天失调的病理诊断之一

所谓“生吞活剥的概念论”是指,《实践论》对概念不加分说,不经界定,拿来就用。我这里的议论,主要是针对着文中对“感性”和“理性”此二概念的生吞活剥而言的。现分述于下:

一、生吞“感性”

在《实践论》中,除了对“知性”概念一笔勾销、不曾提起外,对于作为论理认识最基本形式的其他“概念”,如什么叫“感觉”、“直观”、“印象”、“经验”、“现象”等,所有涉及感性的诸概念,虽然屡被提起,甚至曾经被高谈阔论,可是,却又总是把它们高高挂起,没有在任何场合、做过任何必要的界说。读者面对这些属于感性范畴诸概念,除了“吃不了,兜着走”外,别无他法。就是因此之故,我才说他是“生吞感性”。夫“生吞”者,囫囵吞枣也。

毛泽东写在《实践论》中的诸多空泛而谈、独断而信的与感性有关的诸多概念,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都得到了清晰而明确的界定;这便使康德断然地做到了“不生吞”。如果《实践论》能具备如下的康德的定义,那就自然会更有利于作者确定和展开其原理的论述,而使读者更易于正确地理解原理,避免陷入迷途及误入歧路。

康德指出:“以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取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感性只给我们提供直观(的东西)(Anschauungen);直观(的东西)则是通过知性得到思考,并且由知性产生概念。……当我们受对象刺激时,对象作用于表象能力的结果(Wirkung)就是感觉(Empfindung)。由感觉而关联到对象的直观叫经验性的直观。”至于“经验”、“经验性的”,康德也作了毫不含混的分说:他把被中文译为“经验”和“经验性的”二词的德文empirisch、Erfahrung加以明确的区分:前者包括有先天的因素,后者只含有后天的部分。并指出:“知识不问其以何种式样何种方法与对象相关,其所由以直接与对象相关,及一切思维所由以得其质料者,为直观。”“一个经验性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就是现象。”他把合二而一的现象又一分为二:质料和形式。形式又叫“纯直观”,他说:“我把现象中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为现象的质料,而把能够使现象的杂多在某些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为现象的形式。”(注27)

康德把“感性”理解为一种能力,就是接受对象刺激获取表象的能力,或者说是把对象直接放置我们面前,让我们在心中形成一种表象的能力。由此出发,我们就能明确无误地理解感性、感觉、直观、现象、质料、形式和经验、经验性的。。。。。。这样一系列的感性论的基本概念。

康德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好处,和《实践论》没有这样做的严重恶果,将更会在下篇——“原理篇”中得到进一步被充分地展示。

二、活剥“理性”

其实,“活剥”和“生吞”是一个意思。形象地说,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与之相反,就是要把不同概念划个界限以明示其规定性。实际事物经纬交织难解难分,但在理论上必须反映出经清渭混,对两种不同模态的水要弄个分明、力戒混淆。

对于一个知性能力欠缺的人,谈认识论的时候,必然不能科学而明确地界定“感性”和“理性”。刚才分说了它“生吞感性”,下面我对它在“活剥理性”上再分说一番。

《实践论》中本无“知性认识”这一概念,邓先生却把毛的“理性认识”当成“知性认识”的同意语;而把“实践”又当成“理性认识”。

邓文说: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到“唯理论”的例子来批判理性认识

本身的局限性,正好说明他自己就把理性认识看作是知性认识的同义语。

自从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认识发展从感性(表象的具体)到知性(抽

象概念)再上升到理性(具体概念)这一公式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都对此作过肯定的评价。

很明显,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谈到的“理性认识”,并不是黑格尔在其

“三阶段”划分中所提出的‘理性阶段’,而恰恰是“知性阶段”。

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后者也称为“论

理认识”,即由逻辑思维而得出的认识),应当说相当于“三阶段”划

分中的感性阶段和知性阶段。换句话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理性认识”,

基本上是在“知性”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也就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概念、

判断、推理(‘论理学’的方式)对已经取得的感性材料进行一番提炼和

改造。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理性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他在主观上是指“辩证理性”;可在客观上,不管是指‘知性’,还是指‘辩证理性’,都令人感到似是而非。邓文的说法就造成“知性”、“理性”一锅煮;并且,他还在锅里又煮上“实践”。他说:

只有在第三阶段(实践阶段)中,由于实践本身的辩证性,才使得这一阶

段本身的内容成为辩证的了,只有在这一阶段,认识才达到了“具体

概念”,即“三阶段”划分中的“理性”阶段。

——邓文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实践=具体概念=三阶段划分中的“理性阶段”。他得出结论:

所以,要在《实践论》中寻找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既不能在第一阶段

中去找,也不能在第二阶段中去找,而要在这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的统一中去找。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统一恰好就在于“实践”。

问题是:1,首先必须在人家原文的本真面目上进行评论。

上面邓文所指出的,并非毛的本意,而是对原文进行了改正。毛泽东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所说的“理性认识”是指“辩证理性”并非指“知性”。他说:“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又重复地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至于根据毛对“唯理论”的批判,就主观臆断:“正好说明他自己就把理性认识看作是知性认识的同义语。”——这也有点太强加于毛了。毛对二者的判词是:“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自然啦,毛确认自己是“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的,并且确信自己的思维是辩证的思维。而这也正好符合恩格斯的观点:“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注28)人们将会发出疑问:辩证思维的人会“把理性认识看作是知性认识的同义语”吗?

问题2,在讨论《实践论》的时候,理论界提出一个合乎常理的问题,就是:《实践论》中所谓的“理性”是指“知性”,还是指“辩证理性”?答案有三种:

一曰:“都是”。“都是”说,意味着“一锅煮”,其荒谬性一目了然。

二曰:“都不是”。“都不是”说,倒有些费解。

三曰: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此说法,有违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现就费解的“二曰”,做一分析:如果像邓文所说,是指“知性”,似乎也有道理;但,“知性”的概念,与文中一再声称的“认识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不上号。那就按毛的本意所说,是指“辩证理性”吧!那也不行。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虽然“知性”和“辩证理性”同属概念思维,但,前者是抽象概念,后者是具体概念;前者是按同一律判断、推理,后者是按矛盾律判断、推理。按《实践论》中的具体论述,它倾向于前者。同时这也是作者把“理性认识”叫做“论理认识”的含义所在。按当时的语境,人们都是把“论理认识”理解为符合形式逻辑的认识的。难道毛泽东是把形式逻辑认作是辩证法吗?

看来,三种答案都是似是而非的。这种问题所以发生,关键就在“活剥理性”上。其具体表现:一是把“理性”、“知性”,邓文又加进去个“实践”——三者搞成“一锅煮”;二是把“一锅煮”又煮成一锅“夹生饭”——三者都没煮熟。

问题3,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在感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知性(“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理性(“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和实践(“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等这些个方面的概念,既指出其统一性又把它们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而在毛这里,一则,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大异其趣;再则,知性和理性、认识和实践,面目混淆,似是而非;三则,对感性、直接经验、实践等概念更是混为一谈;四则,节外生枝地提出“间接经验”概念,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在别的意义上我们暂不分说,单就认识论(《实践论》)上的意义说,经验是属于感性认识,具有直接性,故也叫做“直接经验”。这和规律具有客观性、内在性、本质性、必然性,故而也可叫做客观规律、内在规律、本质规律、必然规律一样,都是非常名正言顺,可顾名思义而顺理成章的。而把不具有经验属性的“间接性”安在“经验”头上作为定语,组成“间接经验”,这就是把两个反义词捏在了一起。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组成类如“方的圆”、“黑的白”等荒谬而无法理解的词组。经验只指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的意思就是“间接的直接经验”,这里包含着自相矛盾的荒诞性,直叫人啼笑皆非。这也和规律不能是主观规律、外在规律、现象规律、偶然规律一样。人们会质问:“间接经验”到底还是不是“经验”?这个概念的恰当的归属是什么?是属于感性认识、知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触类旁通,诸如感性、感觉、直观这一类含有“直接接触”意思的概念,也都不能安上“间接”、组成词组“间接感性”、“间接感觉”、“间接直观”;因为,一“间接”就面目皆非、荒谬绝伦了。更何况,毛在《实践论》中所说的“经验”,迥异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经验”。因为毛是反先验论的,所以毛的“经验”中不包括“先验”成分在内,只相当于康德的“经验性的直观”。而“经验性的直观”在认识论中是居于最具有“直接性地接触”的层次的,也就是说,是最最不能“间接”的了。而能“间接”的是思维,康德说:“思维就是凭借概念的认识”(注28);“思维是把诸表象在一个意识里结合起来”。(注29)所以,思维是属于知性的。“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注30)

总之,在康德那里,概念清晰可辨,思路井然有条,不是生吞活剥,而是抽丝剥茧。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包括他的界定),你却不能不首肯他慢条斯理的论道功夫无与匹敌。他讲道理的思路,大致上是遵循:先界定概念,能定义的定义、不便于定义的加以阐述。在这之后,再展开论述。以此与《实践论》的“生吞活剥的概念论”和“似是而非的原理论”(见下篇)相对照,就更衬托出后者独行(实践)、独断(论),以至反智主义的倾向。而上述种种,也正好凸现出《实践论》(其实是整个毛泽东思想)在理论素质上存在的严重缺陷的根子就在于:知性思维的匮乏。(续见下篇)

附注:

注1:参看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注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61

注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第101页。

注4:所引“拙文”,均见魏紫丹博克 http://blog.boxun.com/weizidan2005

注5: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172~173页。

注6:《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89页

注7:《求索》1984年6期。后简称为“邓文”

注8:我的说法参考了:《第五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注9:吴芝圃《哲学的跃进与跃进的哲》,《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

注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1957:80.

注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注12:摘自《毛泽东与中国经济》邸延生编着,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注13:《纯粹理性批判》A51=B75,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52页。

注14:《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注15:《爱因斯坦文录》第220页许良英、刘明、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注1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0年第2版,第126页。

注17:林克:<潇洒莫如毛泽东>,《湖南党史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

注18:田汉和农夫:《何祚庥思想研究》

注19:《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页143

注20:《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页467

注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页81

注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注23:本书下册,页530

注24: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页304)

注25: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原文地址: 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3/119/DF9C.html

注26:《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

注27:康德着,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第一节先验感性论,人民出版社,2004

注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1页

注2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P63、 P52

注30: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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