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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芯片危机很严重?明天还有更严重的!

好不容易在一条没有美感却又称为新文化街的胡同里,看到两所百年建筑,被深深触动,最后却被三个没有文化的粗鄙者玷污了这一切。再看看,满大街的商铺,银行、超市、饭店、酒店,书店又在哪里?常常穿越几条街,闻不见书香。

到南方走了一圈,看了三家企业,两家纺织企业,一家服装企业。回京飞机上,与邻座的乘客——一家医药公司企业家聊了一路,四家企业的创始人谈到一个共同的忧虑:靠责任苦撑了一辈子的企业,工厂骨干现在基本都是50后、60后、70后在支撑,年轻人不愿到工厂做工,好不容易招到人,干几天就走了。

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招人难,现在真是难招人……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60岁上下),吃穿不愁了,真不想干了。干实业,利润越来越少,不亏损已经不易。看看那些工人,放不下他们,跟着干了一辈子,如果工厂关门了,他们怎么办?……

这几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最担心的事是员工走了,拿到春节前发的奖金后就跳槽了。年轻人太爱跳槽了,忠诚度没有……

老员工闯不动了,招聘年轻人增加新鲜血液,开口第一句就是提工资有多少。你跟他们谈工作责任、谈付出、谈奉献,他们会把眼睛瞪大看着你,觉得你不正常。价值观念冲突很大……

除了工资要求,年轻人还挑剔工作环境。等我把办公环境给搞好了,却发现他们在好环境里窝着,享受着空调,更不爱到外面去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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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的芯片危机,真的给国人上了一课了吗?

在飞机上看报纸,一则这样的新闻是这样说的,自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的一些企业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已经提前到以色列寻找芯片研发企业,并重金投资了很多以色列高科技企业......

问题又来了,中国现在“有钱”了,GDP世界第二了,政府也在芯片危机后,紧急对芯片产业投巨资,接下来类似芯片危机会避免吗?

2

再来给各位看一段父子对话吧,读初中的儿子问办企业的父亲:

爸爸,你失业了能干啥?

父:当医生,或者当教授讲课,最坏的是去中学当老师,教你。

儿:你教不了我。生物你只能教一半,数学、英语、语文你教不了,尤其语文。

父:开玩笑,你爸爸写文章也是好手,好歹在大学当教授,能教不了你语文?

儿:我问你,千里赴戎机怎么翻译?

父:这不是《木兰诗》里的话吗?就是木兰到千里之外的战场打仗啊。

儿:错,你这么回答得不了分数。应该是到千里远的地方去(边走边打探消息),要用括号里的话强调过程……

对话下来,这位父亲担忧起孩子来。如此机械记忆,拿到的高分有什么价值?孩子的发散思维、创新思维全部被扼杀了。妻子每天焦虑,一早一晚骂两遍,骂孩子不写作业,如果不写作业,拿不了高分,就上不了重点高中,上不了重点高中,就考不上重点大学。为了高分数,孩子每天就是在各种补习班之间穿梭。

中国家长为孩子上学焦虑了之后,中国的教育成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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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这几天,你和我一样,看到下面这条信息:

(网络图片下同)

然后,我又看到了这条信息:

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北京,多少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公立的幼儿园、小学,费劲了心思。没有北京户籍,不能上公立学校。有北京户口就能上吗?一位妈妈说,为了儿子上公立幼儿园,她花了七八万打点关系,拿到一个面试名额,至于能不能上,心还在悬着。上私立学校吧,张小龙告诉你,私立学校也不是想上就能上。

今天,在公交车上,两位北京大妈在热聊。一位说,以前生两个要罚款,生一个给奖励。今天是生两个给奖励,恨不得生一个要罚款。

另一位大妈说,让生两个,生一个都上不了学,到处说名额满了,为了上学花多少钱。这个社会就是在孩子身上赚钱,在亲情上赚钱,在死人身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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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大妈的聊天,我竟然下错了车。没想到,一下车立马被眼前的建筑吸引过去。

(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下同)

走近一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原来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刘和珍君的学校,如今改名鲁迅中学。

校门紧闭,门上贴着告示,非本校教职工不得进入。只能隔着铁栅栏,欣赏学堂的风骨。一位大妈帮助几位年轻人在门口拍照留念,顺便给年轻人介绍起学校。我问老人,什么孩子能在这里上学?也必须是北京户口的吗?老人也不清楚。要了解这所旧学堂的美,只能看校外墙上的宣传画了。

看到校外墙上把分数作为亮点在传播时,不免惋惜。民国教育的魂丢了,一个民族的品质、人格的培养不见了,只剩下分数。当年在这里当讲师的鲁迅,放到今天估计是讲不了课的,鲁迅当年数学不及格,也没有高学历,当今在北京教小学的老师,据说都要名校的研究生起步。把高分数作为宣传点的鲁迅中学,一百多年前是这样诞生的: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清学部决定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45号)斗公府旧址建筑校舍。直到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建成,一组由四座楼组成的校舍,其中教学楼面积4300平方米,礼堂建筑面积220平方米。民国成立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改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并积极筹建女高师,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大元帅府,把国立九院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该女师大为京师大学校内的师范学院二部。

1928年后,民国首都南迁,北京改称北平,学校称北平女师大。

1928年7月设立北平大学,学校改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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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旧学堂,拐弯看到另一个建筑,又被吸引过去看一下。

走到白色碑文前一看,这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是英国人1887年建立的。

正想好好研究一下,被三个凶神恶煞的大男人驱赶。我问他们:大门敞开,我看看国家文物怎么了?穿衬衣的男子气势汹汹说这是公司地盘,外部人不得进入。我问这是什么公司(如此没有教养)?保安说是一家金融公司。我问他:金融公司什么名字?

中煤。

听完,我继续说,大门上也没有写外部人不得进入,更何况,我又不去你的公司,我只是在这里看国家文物,文物归你管吗?

被我问的,那个气势汹汹的男子声调低下了,但还是很没教养地说,这里不让外人进来,赶紧出去。

看着这样满脸铜臭、一身粗鄙的无知者,我只想大笑,不论现在还是百年后,谁知道中煤?睁眼看看身边的百年文物,你们配得上在教堂身边吗?

好不容易在一条没有美感却又称为新文化街的胡同里,看到两所百年建筑,被深深触动,最后却被三个没有文化的粗鄙者玷污了这一切。再看看,满大街的商铺,银行、超市、饭店、酒店,书店又在哪里?常常穿越几条街,闻不见书香。

当我们的社会分数至上、金钱至上,后果不堪设想,今天是研发不出芯片,明天的危机比芯片还将严重。

好了,最后,我还是想再分享一个故事吧。日本一个名字叫“凌”,爱哭的6岁小男孩,因为妈妈生病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凌不得不转校,学校为他提前举办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典礼上,老师们还为他准备了一个挑战——跳过10段跳箱(说实话,那个高度我也不敢挑战)。这是凌最不擅长的,每次体育课他都不自信,遇到跳箱失败会哭。典礼上,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边挑战边忍不住抹泪。老师说,大家把力量一起借给凌吧。

幼儿园的孩子们跑到凌身边,围成一圈,给凌加油。最后一跳,凌一跃而过,成功了。

看完这个视频,很多朋友哭了。在我们为了孩子能上幼儿园要花钱打点关系时,日本为幼儿园孩子提供的,是体能训练,是勇气、意志力训练,是团队合作,是存在感。毕业典礼上,没有分数排名,没有舞蹈表演,没有歌唱表演,……而是举全园之力,让6岁小儿再次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从幼儿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未来,从幼儿园,可以看到中国实业的未来,更能找到今日实业遇到的人力困局的根源。

百年学堂今犹在,巨变之下,中国进化了吗?

就像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观察,阐述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三十年后,日本其强,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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