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的贸易战来看，顺差国基本都败给了逆差国。200多年前，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的英国，在与处于逆差地位的美国的一场贸易战中，失去了其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最初的贸易战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主权之战。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又与中国发生了贸易战，此次英国处在相对不利的贸易逆差国地位，而清朝则处于高额顺差的状态，在清政府不愿通过开放市场来缓解中英两国间与日俱增的贸易失衡的情况下，便有了一场与贸易相关的战争。英国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但结果依然是顺差国败给了逆差国。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原本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因为战败赔款而失去了历史性的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日之间又发生了一场贸易战。当初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的日本拒绝贸易自由化，宁可选择本币升值的政策来应对日美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差额，结果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企业外逃、泡沫破灭，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增长衰退之后，最终掉入了代际贫困的陷阱。
为什么在贸易战中顺差国大都输给逆差国？原因在于这两类国家所面临的贸易失衡是异质的。逆差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支出超过储蓄，而顺差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产能大于需求。当这两类异质国家开展贸易战的时候，前者的调整过程是向平衡的回归，而后者的调整过程则是具有灾难性的“去产能”。
再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来看，贸易特别是出口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我们这样说的理由就在于，中国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刘易斯增长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为79%，到2010年为51%，目前仍然高达46%左右。农村居民作为非工薪劳动者，是不可能为总需求增加带来显著贡献的，但是他们却可以为总供给的增加带来显著贡献。
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把农村人口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报酬递增的部门，那么就会实现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以及刘易斯所定义的劳动无限可供给的经济增长，即所谓的“刘易斯增长”。但是必须强调，要实现这样的增长，贸易是关键，根本原因就在于刘易斯增长会面临总需求的约束，从而需要依靠贸易来加以推进。
统计学家们把总需求定义为三个独立经济变量的加总，那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并且错误地以为这三个变量相互独立，从而处于一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中。但是，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逻辑加以思考就会发现，这三个变量并不独立，相互之间存在内生性联系。那么，当经济增长处在刘易斯阶段的时候，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很显然，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时候，产能就会释放，但是由于存在时滞效应，消费并未同步增长，于是就会形成过剩的产能。
过剩产能的数量多少，不仅与农村存量人口的规模有关，而且与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当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由于制造业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产量必须足够大，因此产能过剩的问题会变得更为严重。
面对国内农村人口占比过高造成的总需求约束，由刘易斯增长造成的过剩产能就只能通过对外贸易（出口）来加以平衡。于是，我们便可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从这个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中国刘易斯增长的这种逻辑告诉我们，中国不能与美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打贸易战，因为由贸易战造成的出口下降，只会加重中国的需求约束，从而加剧刘易斯增长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从当下国际分工的现实出发，中国也不能轻易与美国打贸易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间品生产标准化与可贸易，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状态。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构之下，每种商品的生产都不独立，必须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才能加以合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合作，要么退出。选择合作就不能打贸易战，打贸易战就是选择退出。在目前中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选择退出会导致贸易缩减，强化产能过剩的压力，并会丧失动态的学习效应，弱化产业升级的能力。
此外，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中国与美国展开贸易战也很难取胜。道理很简单，美国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上游（研发），而中国则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下游（加工制造）。作为上游的研发具有垄断性，而处于下游的加工制造则具有竞争性和较高的替代弹性。在这种分工结构下，美国不怕与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在加工制造存在替代性的情况下，中国的退出不影响美国组织和领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但中国则有可能被那些新进场的、有能力参与加工制造的国家所替代。
那么，中国是否有能力组织一个不同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来替代美国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太可能。尽管中国有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消费所能影响的只是贸易规模而不是分工结构。迄今为止，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下游的加工制造端一下子飞跃到上游的研发设计端，进而组织起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国际分工体系。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的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禀赋的变化，而且还需要社会文化与制度的演进予以支持。禀赋变化的路径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工科教育，把劳动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创新是研发和设计的函数，创新在本质上不是一个金钱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与制度问题，故而需要文化与制度的演进予以支持。
就中国当前的文化与制度来讲，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秩序而不是自由，但缺失相应的自由自然难以激活创新。从中国当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创新者也不能获得足够高的财务回报，甚至都不能获得创新的技能与风险溢价。也正是因为创新无法得到高于其他经济活动的回报，故而也就不会产生整个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于是，人力资本供给和创新不足，就成为今天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难以突破的瓶颈。
根据以上分析，当下中国尚没有充分的条件、也不能轻易与美国打贸易战，否则可能遭受巨大的福利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