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围绕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事，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仔细阅读争论文字可以发现，这场争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理论性问题：例如，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对自身是否有利？中国是否应该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一是技术性问题：如果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应该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次的中美谈判，中方的策略是否得当？在达成的双边协定中，中方是否争到了可以争到的最大利益？
我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我本来以为，鉴于毛泽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国人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优越性应该有深刻的体会，殊不知情况远不是这样。我发现，在理论上，许多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原理仍然认识不清，不少人的思考还深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的若干影响。中共压制言论自由，致使很多原先流行的正统观念得不到及时的清理；只经改不政改所造成的畸形资本主义现状，一方面给普通民众带来损害，另一方面又使得不少人对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产生误解。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些基本的、或许只属于现代经济学ABC的理论问题略加说明。
二
我们知道，有些人从原则上就反对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其实是弱肉强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手段，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赚取高额利润，并进而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殖民地。
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首先，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并不是弱肉强食，这不象打仗，打仗是一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强者由于强，所以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的一方，所以打仗才是弱肉强食。自由贸易相反，自由贸易是基于双方自愿。在不用欺骗、不用暴力的前提下，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有利可图，否则双方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交易，所以自由贸易必然是双赢。
再说，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中，强弱不是绝对的，弱的一方也可以有它的相对强的一面，有它的比较优势，就象俗话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是有人抱怨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后，“不三不四发了财”吗？这中间除了对那些以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行为的批评之外，也包含了如下一层意思，那就是，一些我们平素看不起、以为没什么出息的人，靠着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倒比不少原先都被视为精英的人们更能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穷国正因为穷，生活水平低，工人需要的工资也就低，这就使得穷国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比富国的工人更有优势，更有竞争力。这次中国要加入世贸，美国有的工会就反对，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工人的一部分就业机会可能被中国工人夺走，由此可见，穷国确实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正给了发展中国家不必亦步亦趋而后来居上提供了大好良机。退一步讲，如果你担心在自由贸易中很难摆脱落后地位，那么，回过头去自我封闭，事情不是更糟吗？
你说工人给资本家干活是受资本家剥削，到头来工人越干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话不对。要知道，穷国之穷，主要是缺少资本，也就是缺少机器设备之类。资本家提供了机器设备，同样的工人，付出同样的劳动，能够创造出高得多的产值，到头来工人也能比较快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你也许会说，就算工人给资本家干活也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资本家不劳而获，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劳动而发财，因此不道德不公平，因此我们还是要反对。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经济理论的问题了。按照马克思主义，构成剥削基础的关键事实，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那么，在一个工人不再被迫和资本家打交道、不再被迫进资本家的工厂工作的社会里，对劳动的剥削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一个地方有两家工厂，其他条件都差不多，但一家是私营的，是资本家办的，一家是国营的，是公有制的，照理说，工人一定都愿意去那家国营的，不愿意去那家私营的，因为在国营厂里没有人剥削你的劳动，没有人占有你创造的剩余价值，你得到的报酬一定会更多。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工人往往更愿意去那家私营的工厂，因为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往往更好，整个企业效益更高更赚钱，工人的报酬事实上也就会更多一些。由于资本家参与了经营管理，你不能说资本家是不劳而获。
也许有人会指出，有些资本家并不参与经营管理，而是象雇佣工人一样雇佣别人当经理代为管理，资本家自己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种资本家就是不劳而获。其实未必然，因为在这里，资本家实际上参与了企业经营管理的第一级决策，即任命经理的决策。韩信带兵打败了项羽，但是韩信自己没有兵，韩信带的兵是刘邦的，是刘邦任命韩信当上带兵的大元帅。你能说这胜利中只有士兵的功劳和韩信的功劳，而没有刘邦的功劳么？要是刘邦任命赵括式的人物当元帅呢？
三
讲到剥削，不能不讲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资本家投资办了一家衬衣厂，雇来一批工人生产出一万件衬衣，以每件十元的价格全部售出，共收入十万元，除去购置机器和原料花的八万元外，还多出两万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两万元就是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理当归工人所有，但是资本家只拿出一万五千元当工资发给工人，把剩下的五千元据为己有，这剩下的五千元就叫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是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发的财。
马克思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问题是，当资本家预先付出八万元的成本，并且按照契约付给工人一万五千元工资时，他只是得到了一万件衬衣，这些衬衣卖不卖得出去，能卖多少价钱，根本还是不确定的，是没把握的，是有风险的。如果销路好，资本家当然能赚钱，在这里，资本家赚的钱是风险钱，因为要是销路不好，资本家别说赚钱，连老本都会赔进去。马克思没有考虑风险性，没有考虑到做生意是要冒风险的，他把一万件衬衣能卖出十万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以为那根本不是问题。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马克思错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虽然劳动价值论并非马克思首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站不住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样也站不住脚。马克思说，商品有二重性，一是有使用价值，葡萄可以吃，衬衣可以穿，一是有交换价值，你可以用几斤葡萄换一件衬衣，比如说，你用十斤葡萄换一件衬衣。那么，你为什么可以用十斤葡萄去换一件衬衣呢？为什么十斤葡萄等值于一件衬衣呢？葡萄是用来吃的，衬衣是用来穿的，两者的用处根本不一样，没法互相比较，不可比；于是马克思断言，可见商品交换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无关，因此必定有别的什么两者共有的东西决定着它们的交换价值。按照马克思，那就是物化劳动。十斤葡萄可以换一件衬衣，是因为生产十斤葡萄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劳动和生产一件衬衣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相等。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百多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做过尖锐的批判。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指出马克思的逻辑推理实在是“少见的糟糕和草率”。庞-巴维克反问马克思，你凭什么断言商品交换和使用价值无关呢？不错，葡萄的用处和衬衣的用处不一样，但两者都对人有用处这一点却是一样的，因此，商品的交换决不是和商品的效用无关而是相反。如果别人认为你的东西对他没用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和你交换，如果别人不觉得你的东西对他的用处有那么大那么急迫，他就不肯花那么多价钱。一件东西值钱不值钱以及值多少钱，并没有一个客观不变的标准，而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不定的。商品的价值是主观的，是不确定的，这就叫边际效用理论。庞-巴维克这一段分析批评只有寥寥数百字，就已经把马克思的逻辑谬误讲得一清二楚。记得当年我从一本名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料选辑》的书里读到庞-巴维克的这段论述，忍不住纳闷：在庞-巴维克之后，怎么还有人信马克思？
据说，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注意到边际效用派的批评，意识到自己的学说从根基上就出了问题，所以他再也没能写完他的《资本论》。可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以讹传讹，一路错将下来，遂酿成百年赤祸。谁能说理论不重要呢？一位美国学者为《共产主义黑皮书》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理论的代价》。
四
明白了自由经济的一般性道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国际自由贸易的道理了。经济学家早就证明了，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秉赋的差异，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相辅相成，使各国都能有效地充分利用本国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等，从而改善国际社会的资源配置，使整体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我不能赞同那种把自由贸易称为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词的滥用，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意味着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意味着不顾对方的意愿而强加于人，而自由贸易却是基于双方的自愿。
《明报》登过一篇文章，一位香港人到了塞尔维亚，发现那里商店卖的饮料全是美国货——可口可乐、芬达、雪碧。这位香港人批评道：这就是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的多种选择，它的机制决定了，只有那些拥有强大资源的方面才能进入公众选择的最后竞赛。美国使它的产品、它的价值成为其他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象征。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好莱坞电影风靡世界，连印度、香港、意大利、日本和法国这样的电影重镇也抵挡不住，让好莱坞电影割去了它们好大一块票房。有位在法国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真霸道，一部大片上市了，他们预先就包下城里的一大半影院，到头来你只觉得家家都在演美国电影，躲都躲不掉。凡此种种，难道不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吗？
我还是不认为这是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因为上述现象的发生，不是当地民众被强力逼迫的结果，而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只因为塞尔维亚人愿意买美国饮料，不愿意再买本地传统饮料，所以才使得本地传统饮料的业者不得不停业，并不是美国人禁止他开业。美国人为了演《泰坦尼号》而花大价钱包下别人城里的一大半影院，是因为那些影院老板知道这是一笔好生意而愿意卖；而在美国人方面，那是因为他们预期电影会大受当地民众欢迎，上座率高，花下的钱能够成倍地赚回来。这和文革中八亿人只准看八个样板戏绝不是一回事，因为自由和强制不是一回事。
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搞殖民主义，在经济上往往是得不偿失。因为那时的西方人（主要是西方政府）做事情，套句共产党的话，叫“不但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为了张扬国威，有时宁肯作赔本生意。现在西方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贸易纯粹是在商言商，图的只是赚钱，而赚钱的最好办法就是努力迎合别国大多数人的需要。
市场经济给人们确实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从原则上讲，并不是谁钱多谁才能进入公众选择的最后竞赛，相反，是谁最能满足公众的需要谁才能在竞赛中获胜，谁才能变得钱多。当然，这话只是从原则上讲的，在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当今世界存在着我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普遍无知”这一悖论，正因为信息爆炸，信息太多，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一方面又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困惑，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除了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之内，我们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外，在其他大多数领域，我们免不了人云亦云，不得不依靠第二手、第三手知识，很容易被时尚、被虚名、被包装、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样，那些拥有雄厚资源的人在竞争上就占了不小的便宜。但尽管如此，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基本道理以及其基本的优越性并不因此而被否定。
五
我深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尽管反对这一趋势的人看上去也不少，但仔细考查便可发现，反对者们彼此之间的分歧相当大，以至于其力量常常互相抵消；一方面，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人唱反调，可是另一方面，几乎也是在每一个问题上，赞同者都大大地多于反对者。所以，全球化势不可挡。
正象《读书》杂志一篇文章说的那样：“搞汽车的大声疾呼政府得保护国内市场，高高地给进口汽车课以关税，而他们给办公室买电脑、电视机时又不断叮嘱‘要买原装进口的’。他们上电影院时也情愿去听‘真实的谎言’，去品味《狮子王》的吼声。而竭力抵制外国电影的人呢，有几个家中的彩电、冰箱、录像机是一水国产货？”
不必责怪这些人是双重标准乃至双重人格，问题在于我们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这双重身分。作为生产者，我们有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因为我们不愿意遭遇更多的竞争。作为消费者，我们必然赞同自由贸易，赞同全球化，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其他更多的选择。问题是，三百六十行，我们每个人只在其中的某一行上是生产者，而在其他三百五十九行上都是消费者。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只在某一行上主张保护，而在其它三百五十九行上都赞成开放。这样，在每一行上，只有本行的业者在孤军保护，其它三百五十九行的业者都在希望你这一行开放。这样算下来，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怎么能不占上风呢？更何况，作为生产者，我们也可能有主张本行对外开放的一面，因为我们有喜欢挑战和激励的一面，因为我们希望向外部开拓和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机会。
“保护本国民族工业”，这话听上去义正词严，一下子就占据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制高点。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保护其实是以剥夺本国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保护就是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保护主义者总是把矛头指向外国人，其实他们暗中防范的倒是本国同胞。我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产业都不应该实行保护。我只不过是反对保护主义者动辄打出爱国的旗号。毕竟，某一产业部门的利益不一定就等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你需要向我们证明，在一段时期内对你实行保护——这意味着在这段时期我们被剥夺更多的选择，我们被迫购买价不廉物不美的东西——不但对你有利（这倒不用证明），而且到头来对我们也有利，能补偿我们现在受到的损失，能对我们更有利。中国的产业已经被严严实实地保护了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人们有理由怀疑，那些还坚称需要保护的产业到底值不值得保护，很可能，不保护更好。
六
因为生活现实远比理论模型复杂，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优越性的前提下，还必须对各种具体问题加以技术上的考量和权衡。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自由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做生意就要讨价还价。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贸，这本身就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在谈判中尽量为中国争取利益。我们否认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于资方开出的薪资条件，劳方就必须照单全收。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除了属于政府的国营企业——确切地说，只是国企的领导人——在政府中有某种发言权之外，私人企业和广大劳工没有发言权。西雅图的抗议者是对是错且当别论（实际上，抗议者们的诉求各不相同，也不可能一概而论），但它表明了，即使是民选的政府，其民意代表性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中国还是专制的政府。我们没有理由认定这样的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必定就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再说，国家利益也有抽象的一面，就算一笔大生意对整体都有好处，这种好处再细分下去，各部分的好处有多少，各自分担的代价又有多少，合理不合理，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极力谋求经济发展，这和毛泽东时代“不算经机账，只算政治账”的方针大相径庭。但也不尽然，因为对今天的中国政府而言，经济就是政治，经济还是服务于政治，它是为了保住政权才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作为一个不受制衡的专制政权，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急功近利，杀鸡取蛋，偏袒特权，牺牲平民，转移视线，嫁祸他人。如果我们还不加紧推动政治改革，又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许多民众不明就里，以为那都是市场经济之过，是西方帝国主义之过，反把真正的祸首当作救星，病急乱投医，在危机关头再一次拒绝正道又入歧途，事情就严重了。这种危险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