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时事评论员横河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访谈，关于长春的长生公司疫苗事件的情况分析。以下为节目实录。）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主持人：长春的长生公司疫苗事件成为热点话题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大家讨论的焦点也从一开始曝光长生董事长的发家史、家族成员的炫富行为，逐渐的转移到医药界的黑幕、政府监管措施的缺失，以及体制本身的弊病。与此同时，另一家公司武汉生物也曝出了更大批量的疫苗问题，
大家惊恐的发现假疫苗已经成为中国的常态。
虽然新闻监管严厉，但是近几年我们听到的疫苗事件仍然是不绝于耳，疫苗问题的症结是监管缺失吗？为什么假疫苗屡禁不止呢？作为普通民众除了抱孩子到国外去打疫苗，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自保自救？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横河先生的分析。
横河：我们先看看哪些环节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政府的监管失灵。首先，这件事情并不是由政府监管部门发现的，是长春长生的员工内部揭发。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每一个批号的疫苗去抽查以确保质量要求，这是最基本的，显然这个基本职能政府没有执行，政府没有发现。
第二，员工内部的揭发，我们当然很难说他的动机，我们只知道他揭发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企业是属于家族性管理，老板的亲戚朋友都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不干活也拿高工资，而干活的拿低工资。有这个可能性，但这种说法也可能故意去抹黑揭发者，就说他不是出于道义。总之从这个情况来看，内部曝光的，把黑幕曝光出来的这个概率是相当低的。
第三个就是疫苗，我们看不仅仅是长春长生出了问题，因为紧跟着发现武汉生物有问题的百白破疫苗甚至数量更大，达到40万支。这里长春长生是属于私营企业，当然它是国企转为私企的，这个过程有很多是利益转让，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而武汉生物是有国企背景的，据说一直到国务院。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出问题的和企业所有制的属性没有关系，在这里私企和国企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两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的产品，尤其跟儿童有关的产品，就是疫苗，都是应该由政府来严格监管的，政府在这里是有责任的。
第四，疫苗不仅是好几个公司出了问题，它也不仅是这一次出问题，因为至少非常大规模的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就有2006年山西毒疫苗事件，和2013年到2015年山东疫苗事件，这两个事件共同之处是都有公然违反疫苗冷藏的规定。从法律上，我个人觉得他的性质就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人的生命，所以性质应该是属于蓄意谋杀的。
我们从这几条来看的话，疫苗问题持续时间之久、发生的频率之高、涉及的范围之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绝不仅仅是监管失灵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监管，这还是最低限度的责任，就是作为政府应该监管，但显然是没有。
主持人：那么作为政府除了没有监管，还有没有其它的责任？
横河：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最低限度的责任，其它方面还有很多责任，比如说，第一个，长春长生是原来国营的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改制的时候分出去的，它就接管了原来国营的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有的设备，就是国有资产转移成私有资产，这种情况很可能现在被抓的负责人仅仅是他人的“白手套”，因为那个人当时在改制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出纳，好像是一个科员或者科长，级别很低，而且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很可能她是白手套。而武汉生物根本上就是国企，监管的和被监管的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2006年的山西疫苗事件，看山西政府以至卫生部，或者中央的某些机构在这里面扮演了几重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毒疫苗事件的始作俑者，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卫生厅当时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在山西销售的疫苗必须要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就由疾控中心的主任新任命了一个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主任，而这个新任的主任是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他指挥临时工把疫苗贴标签的过程当中，让疫苗长期暴露在高温之中。
这个新任命的主任他背后是一个北京华卫时代公司，那个公司注册只有50万资金，但是在22个月当中，他在山西任职的这段时间，22个月当中，创造了将近1个亿的利润。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而这个利益空间是地方政府直接出头的，就地方政府为了这个利益去任命一个外行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山西省政府。
第二，就是毒疫苗的严重后果出现以后，就是有很多打了以后就出现脑瘫，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出现以后，山西地方政府没有处理两个主要的当事人，就是当时疾控中心的主任，就是任命和发文件的，以及主要的操作者——配送中心主任，没有处理这两个人。本来这件事情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结果反而把这两个最主要的嫌疑犯保护起来了，细节我就不说了。
第三个就是当受害者试图起诉的时候，地方法院拒绝立案，所以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人的问题。
第四部分，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后来出面了，出面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为山西地方政府去解套。卫生部的报告就说，山西接种了有问题的疫苗以后，异常反应报告没有超出国内外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没有问题；而国家的药监局说是对部分疫苗进行抽检，结果是合格的。所以他们是来为地方政府背书，而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另外一个，有一个记者写出了一个长篇调查报告，这个记者叫王克勤，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调查报告的名字叫《山西疫苗乱像调查》，签发报告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被免职，《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
从上面讲的几条来看，保护毒疫苗事件犯罪嫌犯的不仅是山西、还有更高层，因为卫生部和后来为山西毒疫苗背书的卫生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这两个都是属于部属单位，就是部一级单位，他们是平级的，不是说谁是谁的领导，所以不存在一个人决定，而是说这两个部一级是需要更高一级来协调的，也就是说这个责任是在更高级别上。那么到哪一级呢？我觉得在行政上应该是国务院，而在级别上应该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而且要处理《中国经济时报》的话，这肯定是远远超出了山西省的权限范围。
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在这个毒疫苗的事件当中，它不仅仅是不作为，实际上它还在反作为，把任何可能使将来避免出现类似事件的努力抵销掉、清除掉，以确保罪犯不被追究，这个事情以后还会一发再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府要比中共政府好的多。
主持人：那您这里说没有政府都比有中共政府好的多，没有政府的话不就任其发展，任其发展这个质量就更不得到保障了。比如说现在这些药企，虽然说像长春长生它是外行管理内行，但是它起码还去拿了个执照，这个执照它起码让人心里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监管，不是吗？
横河：对啊！让人家心里觉得有监管，实际上没有监管，这就是欺骗！本来人家可以很警惕这些东西都有问题的，而政府的监管在这里发了一个执照，用政府的背景来为这些伪劣产品背书，所以反而使人家不知道这个产品是伪劣产品。
如果说任其发展的话，质量是不是得不到保障？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是要让市场来做选择的。政府如果它既是生产者、又是出了问题时候的仲裁者的话，就是说又当球员又当裁判，那肯定不行。如果是生产和发行，这方面是独立于政府的话，那么用户他知道什么是好的。
像我们上次谈到《我不是药神》，就讲慢粒的白血病病人，他们通过比较去认定了印度的仿制药效果非常好，就说这个药效果好不好，病人是知道的。还有，这一次疫苗事件出来以后，中国的父母就带着孩子到香港去接种疫苗。也就是说如果说开放竞争的话，只有好的能够存在下来，自然坏的就淘汰掉了。
而现在中共政府的管理恰恰起了反作用，保护了伪劣产品、保护了这些毒疫苗，而真正有用的疫苗被中国政府用行政方式给堵住了，不让它们进来，或者不让它们生产。立法和政府的执法应该是有利于民众的，而中共的做法正好是不利于用户的。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在网上提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么说的，他说：“可恶的毒疫苗黑手伸向孩子，那些官员还有人性吗？打压封口，李克强拿什么给人民交代？”
横河：官员人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谈过很多次。中共这个系统它是一个做恶的系统，这个做恶的系统，它整体一个设计就是……
主持人：惩善扬恶。
横河：对，惩善扬恶。所以这个人再好、再是一个正常人，一旦他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时候，当他成为这个制度的一员的时候，也就是说成为机器一部分的时候，他只能做恶，不能为善，所以跟他个人的素质还真的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当然，在这个系统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个人素质自然而然就变得跟中共是同步的了。
再说，原来这些人可能倒不一定完全是坏人。当然中共这个系统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在选择的时候就选择坏人。所以选进去的可能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这个系统一宣导以后，他自然就变坏了。所以说最高领导发言说要严查或者惩处，这种事情从来就没兑现过。
主持人：那我们如果不能指望政府，那社会有没有可能行使监督的权力？还有媒体和个人能不能参与监督？
横河：这一次其实社交媒体就很热，而且主流媒体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报导，但是很快的就被控制了。每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首先，媒体要宣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是调查结果呢总是不了了之，而坚持报导的记者、编辑，甚至媒体本身都会受到惩罚。如果家长不放松要坚持找到真相的话，那家长就会被判刑。就像三鹿奶粉事件当初的赵连海，这次问题疫苗，他的子女又有份。也就是
说每个人遭遇到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类似灾难的概率太高了。
而真正的监督是不存在的，就是根本就不允许。这次不是也有人问说媒体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媒体本来它就是喉舌，从来就不为受害者发声的。有些在媒体商品化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些附属于省级喉舌的媒体，这些是打打擦边球的。像这次广泛转的就是几年前出来的《疫苗之殇》，当时南都记者的作品。但是这些打擦边球的媒体，一个不落的都被整肃掉了，而那些调查记者都转行了，都不干这一行了。所以现在没有这样的记者，没有这样的媒体。
网络上它有一个缺点，本来就是几天热度就会转向新的热点。如果没有新的热点，当局也可以造出一个新的热点来。对于网络舆论引导，中共早就驾轻就熟了。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被引导的、被误导的只是民众，其实中共高层也是很相信他们自己做的宣传，你像《厉害，我的国》，他们也相信。如果不是出了中兴事件，如果不是美国惩罚中兴，不是现在的贸易战，中共的决策层肯定相信中国已经全方位的超越美国了。所以说这种监督在中国不存在。
主持人：那么疫苗事件您刚才也讲到，最高领导人表态严惩不贷，但是从来没有落实过。我们现在这一次看到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情况没有好转，而且实际情况仍然是舆论控制，说不能把矛头指向政府。前几天还曝光出来说宣传部门要求收集国外类似的疫苗事件，就是说它试图想引导舆论说并不是疫苗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那我们就想问疫苗事件重复的发生为什么就不能解决？为什么就不能得到重视？
横河：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能力去监管？其实政府当然是有的。你看走私进口印度治疗白血病的药物，还有这次进口正规的疫苗，只要是走私的，或者没有批准的，露头就打。这次上海不是疫苗案有一个声明吗？就提到第一被告，就是走私进口疫苗，第一被告是以销售假药罪判了7年，其他三名涉案人员也被判4年到6年。
这是真正有效的疫苗。他们进口的疫苗给别人使用以后没有发生一例出问题的，这个连法庭都承认的。而当年山西毒疫苗事件这么多受害者，却没有一个嫌犯被起诉，更不要说判刑了。就是说它如果拿出抓真正有效的走私药品劲头的一半来抓真正有毒的国产药品和疫苗的话，抓那些真正
的犯罪分子的话，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有毒疫苗的市场。
对于毒疫苗事件，高层表态就是作秀，从来就没有落实过。为什么不落实？有几个层次的原因。第一就是药品和疫苗的生产、运输、分配、使用，这个过程当中有利益链、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
第二就是，这里制度设计不合理。比如说刑法当中的假药，判刑是根据刑法中的假药，这个概念和标准用的是什么呢？是药品管理法当中所说的没有经过批准的药品。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真药，而且是有效的真药，而且是比国产药品有效得多的真药，结果它把它当假药来判。实际上就是把定罪的标准交给了药品管理部门。而药品管理部门在中国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而是整个利益集团的一个部分，或者利益集团的直接后台，当然还有更高的间接后台了。
这个制度设计为什么不合理呢？我个人认为相当一部分是故意的，就是留下这个不合理的部分以保证权贵阶层可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不可能说立法的时候想不到这些，因为世界各国有的是好的经验，为什么不用？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共整个制度设计是设计成让大多数的民众被房子、看病、上学这些困难给捆绑住，整天在为这个生存去疲于奔命，而无暇去关注政治啊、宗教信仰啊，从而加强维持中共的统治。当然这种说法呢，它不见得会发一个正式文件，说这样这样做，但是实际效果肯定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主持人：也可能是一种官场的共识。
横河：对，就是长期这样运作逐渐形成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不见得是某一个人设计的，而是中共整个的设计，这个设计是在背后运作的，所以大家甚至在里面具体个人都不一定意识到。中共它从来就是不停的折腾，就是以前它自己搞运动折腾嘛，到现在这方面还在折腾，但主要体现在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上，你比如说这几天美国国务院举办了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就指责中共镇压法轮功、镇压藏人、维吾尔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等等。
在世俗层面上，就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呢，我相信它是要保持和鼓励一定程度的折腾，就是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产生的也好，它自己策划的也好，你像定期爆发的毒食品啊、毒疫苗啊，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共产党就来管了，这样来显示中共强权统治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去散布这种观念，就是没有中共，社会就会乱。确实有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这种做法，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在讲要政府加强监管，实际上就是受了这个影响。
主持人：那您觉得这个疫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横河：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垄断的问题，就是疫苗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跟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的，它是强制接种的，就是说等于是有一个生产出来的产品，强制每家每户都必须买，是这样子的。这个利益非常庞大，而且是旱涝保收，因为你是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而形成的利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奸商和中共就是一家人，或者说奸商是中共，或者中共的某个派别，或者中共高层某个个人的白手套。你比如说生产企业的入门它就有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不是说谁都可以入门的。而法律则用来保证在这个行业没有竞争。你比如说对外国疫苗就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就是严格到你根本没法进来，而这个标准绝对高于对国内企业的要求，高得太多。
另外呢，还有不要忘记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前不久还在宣传说，中国的疫苗处于国际“领跑”水平。还不仅是赶上国际水平了，还“领跑”！这样就确保不合格的国产疫苗的垄断地位。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我认为，这件事情体现的是互害社会的一个标准样板。在出现问题疫苗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说有企业和个人的无良，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这就不说了。就你刚才提到中共要求收集国外的疫苗类似事件，以证明不是中国特色。
当然，疫苗出现随机问题的话哪里都有，它有一个概率的，特别低。美国最著名的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猪流感疫苗事件，因为担心出现这个像1918年那样大流感，所以就决定全国进行疫苗接种，这是美国历史上疫苗接种争议最大的一次，因为后来有相当多接种的人出现了格林-巴利综合症。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逃避责任，更没有去打压申诉者，当然决定接种这是一个错误。后来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是每个案子讨论，每个案子分析，一个个案子过，过了好多年才把遗留的案子全清理完毕。
但接种是一个政治错误的决策，不是专业的决定，当然这说明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有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在科学之外，就是这种情况打还是不打？但是呢从技术上，美国的疫苗基本上是可靠的，更不可能说有这种人为破坏疫苗的质量以后，造成了后果而逍遥法外的事情，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和中国由于腐败或者其它原因大范围的伪劣毒疫苗害死人，这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主持人：那您刚才讲到很多的是属于体制的问题，就是包括垄断啊，都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的，这次疫苗问题的曝光其实是因为借助了自媒体，那么大家在愤怒之余呢，大家现在除了转发一下那个吐槽的文章啊，好像也只能是抱着孩子去打进口疫苗，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改变现状，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横河：因为你现在无论是吐槽也好、愤怒也好、抗议也好，它都有一个潜在的潜台词，就是什么呢？最终就是希望中共这个政府来解决问题。
主持人：或者说来一个什么救世主来解决问题。
横河：对，本来就是大家指望中共政府来加强监督也好，惩办罪犯也好，但是我们刚才的分析表明什么呢？就是当中共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时候，你所有的吐槽和要求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它就是问题，它不可能说为了解决问题把自己给除掉了，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制度性的、成批的制造坏人和制造坏的产品的这个制度，也就是说中共本身，就是说解体中共，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解体中共不等于说立刻就能自动解决这个互害社会的问题，所以呢就要回归信仰，回归对神的信仰，因为人类的道德是由神教导人们来维持的，所以回归对神的信仰，这是在中共解体以后解决互害问题最重要的因素，回归信仰、回归传统，这是根本解决之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