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台湾当兵时于金门泅水投奔中共的经济学者林毅夫，月前在香港就中美贸易战接受访问，他认为中国应该“以牙还牙”作反击，因为美国企业有大量利益在中国。他举例说，美国通用汽车在本地销售才300多万辆，但在中国销售量达400多万辆，“要是没有中国市场，美国汽车企业便惨了”。
大陆网页有人反问：“中国一年才进口美国商品1,300亿美元，进口的美国汽车又以高档车为主，即使平均每辆车3万美元，400多万辆汽车就是1,200多亿美元，可能吗？”事实上，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2017年中国进口的美国汽车只有20万辆。为了维护习近平的“以牙还牙”说，一党专政下的所谓经济学家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
我不禁想起2003年，林毅夫与旅澳洲学者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辩论。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利用低价劳动力的产品向高收入国家销售而获益，而产品也可以依靠买进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来制造。比如发达国家需要研发十数年才能量产的汽车、飞机的发动机、高科技的晶片等，后发国家不用研发就可以买到，广泛利用这些核心技术，就能以低成本制造多种产品，创造无限商机。这种依靠买入先进科技的后发优势，令落后国家可以用远远少于发达国家的时间实现现代化。
杨小凯提出：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论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他引用已去世的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它的意思是：落后国家不论在制度上或技术上都落后于先进国家，在技术上大有模仿发达国家的空间，但在制度上要改革就痛苦得多，政改会触痛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落后国家通常只会“技术模仿”，而不接受“制度模仿”。其结果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却会因此使制度改革延缓，甚至保守倒退，以致留下许多长期发展的隐患。
单从技术层面言，如果可以买到优秀的发动机、晶片，落后国家就一定不会自己花十多年时间去研发、生产这些核心技术。没有科技基础，也不可能进一步使技术更新。这样，在技术进步上固然永远被发达国家领先，而且核心技术也掌控在他国手中，一旦他国收紧出售或禁售，经济就遭到扼杀。
就政治体制而言，在不改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也必然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被蚕食！
辩论表面是林毅夫赢了，他在中共建制中如鱼得水。当时国际上大多数经济学者也相信后发优势。中共领导层自然听不进“对后来者诅咒”的论述。
但杨小凯的“诅咒”忧虑却不幸言中。他英年早逝，在2004年就肺癌去世了，这位两度获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没有看到他忧虑的预言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