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被称为“文艺沙皇”，中共前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期间被关押9年，被撤掉半个耳朵（网络图片）
周扬，被称为“文艺沙皇”，在中共文宣领域一度声名显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参与和发动了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手掌生杀予夺的大权。
文革期间，周扬被打倒，被关押9年。出狱后，他痛悔、反思，晚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1983年，他因为提出“人性论”再度被批，郁郁而终。
文艺沙皇
周扬有许多头衔：“左联”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共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
周扬1937年到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两人有许多文字往来。周扬崇拜毛泽东，通过发言、编文、配合运动等形式坚决执行毛的文艺路线，步步紧跟。
中共建政后，周扬响应中央及毛泽东的部署，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胡风、丁玲反党集团案等。在一连串的运动中，大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被激烈地批判，被划为异己，包括曾与周扬并肩“战斗”的夏衍、田汉、阳翰笙。1957年，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因为提到周扬的一次讲话有不妥之处，即被打成右派。
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回忆周扬说，“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
1979年，在一次理论工作会上，与周扬同组的人问他，当年整人为何下得了手。周扬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谈到，他也想保护有些在名单上的人，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毛泽东当时严厉斥责他：“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并且坦陈：“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文革囚徒
尽管周扬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坚决执行毛的路线，但是毛泽东批他“政治上不尖锐”，嫌他心慈手软。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进行指示，指当时的各个文艺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段讲话预示着即将转向的风暴。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指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韦君宜说：“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
1966年12月，造反派把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揪回北京，关了起来。之后，周扬便被挂上大牌子，押上了北京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被批斗的场景。他说：“看了牌子就分辨出被斗的人都是谁。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扬等一批人。林枫抗拒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一阵拳打脚踢。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
在周扬的家乡，湖南益阳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新市渡公社田庄大队妇代会主任盛和秀曾发言说：“揭开周扬反动的家底，就不难理解周扬为什么顽固透顶，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有这么大的仇恨了。‘狼终究是狼’。从揭露周扬的罪恶事实来看，他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十年，他那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本性，一点也没有改变。”
周扬被批倒后，历经9年的监禁。据他向亲人讲述，专案组的人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周扬最怕的，是连续几天几夜被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他的耳朵，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有一段时间，周扬住在一个平房里，睡在桌子上，在门外的一个桶里小便。他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
周扬的妻子、孩子、其他亲属都被牵连，甚至一些从未和他见面或联系过的人，也受到冲击。周扬的兄长周谷宜被关进监狱，死在里面，尸骨无存。周谷宜的妻子被戴上高帽在长沙游街一天。周扬的长子周艾若说，就连周扬早年夭折的儿子苏苏也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1975年，周扬出狱后，几乎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见到人就不停地流泪。几天以后，他见到周艾若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益阳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儿子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周扬没有回答，父子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话题。
反思、道歉、最后一击
前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过∶“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说后，表示同意∶“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
周扬重获自由后，对于自己过往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并表示痛悔。他在很多场合做出自我检讨，并多次向文革前挨整的文艺界人士一一道歉。许多人对此表示了肯定和尊敬，但也有被他整过的人不予原谅。
周扬曾在发言中流着泪说：“过去搞错了的人确是太多了！”在他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时，他在一次报告里说∶“根据我一生的经验，培养一个人才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而毁掉一个人才只要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人才难得，我们要百倍爱惜人才啊！”
1983年，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做报告，其中提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遭到胡乔木的反对。胡乔木找周扬谈了三次话，周不服，与胡争吵。之后，在十二届二中全会和中顾委会议上，周扬被批评。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各地也纷纷组织批判会，声势猛烈。后胡耀邦出面，将批判风波平息，但是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未结束。外界认为，这次风波对周扬的打击更甚于文革的牢狱之灾。
1984年，周扬摔倒，1985年病危、成为植物人，1989年去世。
悲剧的警示
周扬曾是一个红色的“斗士”。他为了宣扬马列毛的理论、推行中共的文艺方针而不遗余力。在无情的政治运动中，他推波助澜，不惜整肃好人、同事，因此被批作“打手”、“文艺界的蛀虫”。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被打翻在地。人生大起大落，他品尝了自己给别人制造的痛苦，因此开始反思、尝试重觅人性。岂料，党不允许良知的苏醒，新的批判令他筋疲力尽，再以无法起身。
后知后觉，总好过执迷不悟。或许，周扬始终未能意识到，究竟是什么，注定了他的悲剧。其个人的命运，与无数中国人的肉体、灵魂一道，都是中共的掌中玩物。多年来，中共所为，就是在摧残生命，在阻断心灵向真诚、善良的回归。如果不跳出中共的框架圈套，不挣脱邪恶的枷锁，就不会获得自由和光明。周扬的事例，浸透了红色漩涡的恐怖和荒谬。所有的人，都必须反思。
参考资料：
郭罗基：《周扬按毛名单抓右派》，《记忆》第118期。
周艾若、李菁，《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忆我的父亲周扬》，《文史博览》。
陈克江：“紧跟毛泽东的“文艺沙皇”周扬文革中被关押9年”，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018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