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哈佛大学学者、《中国改革者和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合作打造全球性中国》（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一书作者格维兹博士（Julian Gewirtz）的文章说，习近平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恢复中国的历史地位。
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写进中国宪法，被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称习近平思想。习曾明确表示，无论经济、外交还是其他政策，只有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才有意义。
习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强化个人统治，以一套原则定义党，指导政策制定，从而影响现实。然而这里有两大问题：一是习思想是否实际上能强化党和习近平本身，一是得到强化的党和习近平，反过来对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政策目标，是有利还是不利。
习近平指望靠他心目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技术创新来迎接这些挑战。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世界创新的领袖，习思想就撞南墙了，整个复兴计划可能破产。“毛泽东思想”原则在前一个世代被抛弃，就是因为未能兑现承诺。习思想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所以习近平的中国必须创新。
然而，中国的研究人员现在必须花大量时间跪拜习思想，大学校园的习思想研究成为头号显学，2017年的热门课题。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受到习思想束缚，几十年来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明显收紧。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表现”意味着国际协作和合作面临新的障碍，但习近平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都是信心满满，不理会债务如山，人口老化，美中贸易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习思想甚至暗示中国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展示了新的路径”，“提供了中国智慧和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中国方法”。然而意识形态本身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需要调和复杂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数据和分析报告，辩论政策选项。
但由于习思想载入了宪法，批评由习拍板的政策，风险巨大。习的发展道路，没有提倡自由理念的经济学家容身之处。寒蝉效应已经显现，有助于纠正中国领导层错误的理性辩论，已经充满风险。那些曾一度对政策选项提供过重要意见，甚至只是参与过公开讨论的个人和组织，都面临更强大的威慑。
对习近平来说，不幸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实际上有助于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目标。为技术创新投入大量资金，的确可能在短期内使中国取得有限的经济效益，但并不能确定永葆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能力。
习近平对中国实力的意识形态炒作，可能引起其它国家的警惕，使各国对习违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作出破坏性的抵制。届时习及其意识形态加上中共，将广受各方谴责。
观察家们必须小心理解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不能简单地接受习那一套观念和话语表面的价值。他们必须尝试理解，习那一套如何与现实世界互动。他们必须明白，中共领导人每天都在打着党的意识形态的幌子做违法违规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