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居民消费数据还是在15年前的通货紧缩时期。
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
同一时间，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已经超过2015年的全年水平。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两个极难作假的数据，却指向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社会收入的加速分化，正在让经济社会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脆弱性。若将时钟倒转20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市场经济在城市当中的确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收入结构的改善阶段，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平均每年2000万新增农民工涌入城市，是他们肩挑背扛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才有了城市的繁荣，才有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才有了经济社会的稳定进步。
但是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出现了转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6.4%，还比不上当年的GDP增速。也正在2011年前后，城市岗位空缺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首次超过了1，到2017年底增加到平均1.22个人竞争1个工作岗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愈加乏力，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就业机会大量减少，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固化。
为了把握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年轻人只能选择向少数几个中心城市流动，只有那里还尚存着收入增加的一线机会。这是近日北京、成都天府新区等地房租暴涨的根源。即便没有抬高住房成本的土地出让制度，即便没有资本对租房市场的先知先觉，少数一线城市的房租上涨也几乎是一件确定性的事件。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在自我强化，房租的上涨也仅仅是个开始。凡是年轻人集中流入的城市，其衣食住行成本都有快速上涨的风险。
那些率先持有资产的富裕阶层、盯着市场打转的资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涨价的产业，看上去正从那些急于跨越阶级的年轻人身上无情“吸血”。但是无关乎道德，每个收入结构分层开始恶化的社会都似乎要经历一段这样的过程：年轻人为了获取更少的社会资源而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之对应的，是大多数没有机会使得收入再跨一个台阶的人。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降级倾向。瞄准低端消费市场的拼多多取得了成功，不过是其满足了消费降级的社会需求，这和高大上的企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素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而另一方面，在2000年左右开始工作的中年人却享受了完整的社会收入上涨阶段，他们大多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由于税率的累进性而带来了个人所得税数据的一路高歌猛进。
那么，那些完成了收入跃增、阶层上升的人们就真的从此安全了吗？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脆弱性，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保卫财产，和获得财产一样艰难。加上经济周期的下行，“有产阶级”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空前高涨。所以人们才看到，个人财富达到几千万的人仍然通宵睡在马路上只为了再次买房摇号，名目繁多的理财、基金、信托资金纷纷流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动辄数亿的PE、VC投向了仅有几张PPT的空中楼阁项目。
资本在局部的相对过剩乃至泛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称奇的经济现象。可惜的是，资本涌入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可能创造出“金融难民”。原因之一是资产价格的不稳定。
2015年，A股指数在15个交易日内下跌了30%，总市值蒸发26万亿，人均账面财富被抹去了50万。2018年初，A股总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再次蒸发了5万亿。
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下行、债券市场的违约率抬升，大量基金和信托产品保本艰难，许多基金经理表示压力山大。
至于风险资本涌入的所谓高新技术和新经济领域，许多人套取民间资本和套取政府补贴一样驾轻就熟。就连“一枝独秀”的房地产领域，也正因为木秀于林而风必催之，凭什么只有房产价值还没下跌？事实上，假如房地产大跌，这不仅会创造数以千万记的金融难民，中国经济也会跟着伤筋动骨。
另外一拨“金融难民”来自于投资理财陷阱。积累了一些财富的人总希望财富能够保值增值，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需求本身却成了投机者眼中的肥肉。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金融项目、数字货币项目，专为有钱人设计的陷阱多的防不胜防，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金融难民”。收入差距越大，资本就越贪婪，局部市场的资本越过剩，金融骗局也就越多。
房租暴涨、消费降级与“金融难民”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源头的三条支流，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收入结构的恶化就是其源头。这三种现象直戳当下社会的三个痛处：
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是帕累托改进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正如1990年代中期做的那样，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穷人收入提高地更快。而现在，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以下几点是迫切需要的。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大幅减税，税制体系本身则需要尽快从流转税转向直接税，以便在微观企业层面增加经济活力。还要完善加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网，重新拾起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地保证收入下降的群体能够支出软着陆。稳定经济、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政策预期也尤为重要，朝令夕改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必然带来资本的大进大出，没有长期预期的资本也必然投资盲目。2018年如何度过，或许将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20年，可谓节点关键、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