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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冯小刚《1942》里的伪历史

谌旭彬以详实史料告诉人们民国政府没有钳制言论,各大媒体包括共产党的媒体《新华日报》都在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及转载河南灾情,详尽到灾民的一言一行很多的“负面报道”,各媒体都没有受累,仅仅是《大公报》诬指政府限价不力,考虑影响军民抗战信心才遭停刊三天。比之“天朝”容不得一小小《炎黄春秋》,非要整之改之而后快。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大陆著名历史学者,腾讯网历史频道主编谌旭彬却认为: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阿波罗网编者按:谌旭彬以详实史料告诉人们民国政府没有钳制言论,各大媒体包括共产党的媒体《新华日报》都在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及转载河南灾情,详尽到灾民的一言一行很多的“负面报道”,各媒体都没有受累,仅仅是《大公报》诬指政府限价不力,考虑影响军民抗战信心才遭停刊三天。比之“天朝”容不得一小小《炎黄春秋》,非要整之改之而后快。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腾讯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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