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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不忍睹的一段历史:“土改”运动纪实

斗地主

现在去查阅“土改”时期的文章、书籍、档案、文献关于中共发动乡村农民对地主、富农、乡绅的进行残酷斗争的记述,俯拾即是,有的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据有关文献记载,1949年后,中共夺取政权后不仅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封锁,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巩固红色政权。

1950年2月24日,中共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全面开始了“土地改革”。中央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2000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一声令下,全中国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富农的人头纷纷落地。(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到二百万。)

土改头头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一些只有二三十来岁的年轻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10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惨绝人寰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有档案资料记载,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为止。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

在《山西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山西兴县只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而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杀害了200多万地主和富农。

“土改”运动的恶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1)“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中共窃政以来,推行“土改”等恶政,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2)“土改”严重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3)“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近4000多万人……

(4)“土改”结束后,为随后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作者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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