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回国
1937年11月，我去莫斯科治病经过兰州办事处，正好斯大林派专机把王明送到了兰州。那时斯大林对王明是保护得很厉害的。苏联飞机不熟悉地形，要是落在敌人的飞机场就完蛋了。因此先要在延安降落点的地面上布置好标志，周围插上红旗什么的。中央回电报说布置好了，飞机才起飞的。那时张浩才打通国际路线。因为形势变化大，要搞统战了，季米特洛夫就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央工作。
陈云同志是和王明一起回来的。王明住在兰州机场的苏联机关里，不能出来。他非常神秘啊！比毛主席还神秘。陈云同志可以来办事处。他穿便衣把我们几个要去莫斯科的人招到一间房子里，讲王明同志回来了，他现在不便出来，要我慰问这些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送给我们两百还是四百块美元，说这是王明同志给的。陈云那时对王明好尊重的。我们这才知道王明回来了，但这是绝对的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王明给我们钱，表示他地位高，慰问我们嘛！我们觉得组织上很困难，我们不要，把钱交给了谢老。
我当时感觉，王明一定是回延安来当领袖的。根据当时的气氛，王明必然是领袖。王明在理论上有一套，因为在共产国际搞的时间久嘛。人也比较聪明，思想来得很快，讲话没有稿子，一套一套的。
那时的共产国际，神圣哪！王明在苏联时很活跃，到处讲话。因为他是国际书记处书记，地位高嘛。康生在国际工作时就喊“王明万岁！”我们在莫斯科治病时，钟赤兵还奇怪，怎么喊王明万岁，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呢？王明在国际有威信，四中全会有功劳，带着统一战线那一套回来到处讲，气焰很高。谢老回延安讲了王明回来的事。延安高兴了：共产国际回来了！王明回来了！当时迷信共产国际啊！
我去苏联治病，还在莫斯科养病的时候就知道闻天的地位变了。去的时候，王稼祥做翻译，向共产国际介绍说，刘英是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1938年，少共国际知道了我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组织部长。当时我们已经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他们就问我，少共中央是干什么的，搞救国会又是干什么的，要我去做个报告。王稼祥答应了，说他们有翻译，我就去了。这次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介绍我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共领导体制有点变化，加强集体领导，不设总书记；洛甫不再称总书记，但还是主持日常工作负总责的书记。他说到洛甫时，还看了我一眼。我做报告时翻译翻得不清楚，我讲也讲得不清楚，他们就要我写个书面报告。我写好报告交给王稼祥，他在批语中提到张闻天是书记处书记之一，告诉我，好像洛甫不当总书记了。
闻天不当总书记这件事，其实就发生在王明1937年回国召开12月会议之后。我看，闻天想辞掉总书记，和王明回国有关系。王明在12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中国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书记处增加书记，以毛主席为领袖。他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十六人名单，排第一的是毛主席，他自己排第二，把闻天排在老后面。对闻天，他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毛主席原先对王明的印象是好的。在开四中全会、打AB团肃反、富田事件等问题上，王明支持了中央苏区一方面军。王明这次回来，一开始毛主席也很欢迎，称赞王明他们回国是喜从天降，增强了力量。那时消息闭塞，张浩回来带回一些，王明回来更是带了不少外面的情况来，而且中央当时对共产国际还是很崇拜的。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王明提出不同意见，和毛主席发生争执。虽然表面关系还维持着，两人已经搞得不协调了。
毛主席和王明有矛盾，要解决。说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支持，所以还要解决同共产国际的矛盾。闻天讲，我干脆不当总书记，挂个名不好做结论，共产国际那些人都是很厉害的，过去我可以做总结，毛主席还表扬我总结得好，把其他人的意见全都总结进去了，还说我是“开明天子”，现在不好办。
毛主席和闻天都看出来，王明是想当领袖的。闻天就提出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王明，因为王明在国际的地位比闻天高。闻天是不在乎什么地位的。毛主席不同意，说领导变动要等“七大”，到那时再正式改组。到1938年7月六中全会，那时王稼祥正好也从莫斯科回来了，说季米特洛夫讲，要树毛泽东当领袖，王明不行；中国党还是毛主席，打游击打天下还是他行；王明理论上行，但他四中全会后就去了苏联。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要毛主席当领袖的意见后，闻天又说，他不当总书记，让毛主席当。但毛主席还是说，不到时候。当时王明还在，康生还跟着他嘛！还没有把王明搞掉嘛！毛主席说，现在就先这样：过渡时期还是闻天负责，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毛主席就去同王明谈，不要去争当领导，说连他自己都不当总书记。
所以闻天同中央几次讲要辞掉总书记，但实际上还没动。总书记不总书记的，闻天还在负责，只是增加了几个书记。秘书处在杨家岭，还是归他管，放中央档案的挑子也还在他那里。毛主席还是在军委。王明在统战部，也在杨家岭。后来我们也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去了。
闻天回来后同我讲：会转到毛主席那里开了，他只负责召集会，总负责的实际上是毛主席了。
这些情况外面并不知道，好多人还是把闻天叫做总书记。
王明那时是妇委书记，在女子大学当校长，爱出风头，到处演讲。他总是抢镜头，当然，这同他个子小也有关系。闻天不愿意照相，总是站在后面。王明也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三八节的会场挂王明的像。
有一次中央妇委委员开会，有我和蔡大姐、曹轶欧、孟庆树，张秀霭。我们开会讨论庆祝三八节的事。会开到很晚。当时我们不赞成在三八节的活动中突出个人。那天开完会已经是夜里12点多钟。回去路过毛主席窑洞，看灯还亮着，我说进去找毛主席。我和蔡大姐向毛主席汇报开会的事情，他听后没有做声。我对毛主席说：妇委应该再参加些别人，不要都是老婆；工作上扯到老婆有不同意见，不好讲话，麻烦，多有不便。毛主席说，女的都是老婆嘛。毛主席虽然看似不在意，但意见是听进去了。他注意了这个问题，觉得王明出风头，搞他自己的势力。
毛主席本来很想马上开“七大”改变领导。但是他决定一步一步来。他知道那时开“七大”，不一定能拿得下王明。王明借助国际威信高啊！于是延安就搞整风，算总账。讲是要搞和风细雨，惩前毖后，实事求是，把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下，但是搞着搞着就厉害起来了。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1938年11月。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我不反对延安整风，可是反对审干、肃反、搞抢救运动。肃反抢救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1939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来，1940年生孩子难产，休息了一阵，当了洛甫的政治秘书。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闻天一起从晋西北搞调查研究回延安后，杨尚昆叫去参加学委会，又参加了抢救运动。
刘少奇是为了参加“七大”回来的，他支持整风最积极。他过去一直被打成右派，长征时他就是跟着走，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从苏联回来的这些人很恼火，但是无可奈何。我们对他倒是无所谓的。整风一开始，刘少奇就给毛主席写信，说一定要搞总结，白区工作一定要总结，对白区工作的“左”的错误，应该从路线上检讨；总结经验，提意见，进行批评，都可以；这不是针对有教条主义的这些同志，他们还是领导同志，批评之后，还是可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就利用这封信发难，把刘少奇重用起来，刘少奇一下子就红了。毛主席把刘少奇信里的意见告诉了闻天，闻天赞成和同意。闻天是被动的，觉得“要作检讨就作检讨”，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整风，莫斯科回来的就都是教条主义了，连乐少华也挨整，说他们也是教条主义。乐少华是邓小平的连襟。
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被整的。
任弼时是秘书长，支持整风。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任弼时主持，闻天对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后，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乔木说是他自己写的。这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树立毛主席的。
王首道整风学习时是我们的组长，我是到他家里去开会的，不和闻天一个组。延安整风一起来反教条主义，他就把书都从窑洞窗口里扔出去。后来闻天说，怎么连马列主义的书都不读了。书还是要读的，不读书怎么能行呢？马列主义的书还是好的，看你怎么读嘛，不是不读书。当然，闻天也不多讲，讲多了没有用。这些人不听他的，听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还是读书的。
9月以后，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闻天同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七八个人一个组，在我们住的窑洞开会。我负责招待他们。他们一来开会，杨尚昆就要茶喝。那时茶叶很少，彭真给我们弄了一点，我只给他一个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开水。他们学习两条路线，大家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很随便的，都是态度和蔼。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就事评论，治病救人，所以比较平心静气。主要是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批评，为“七大”报告做准备。学习两条路线以后，从理论上、政治上大家的认识都清楚了。闻天情绪很好。他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对“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发了言，也感到四中全会“左”的一套是错误的。这个发言没有记录，但他自己有提纲，延安撤退时毁掉了。乔木同志说，闻天在延安写有一个党的历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说已经没有了。总之，那时是和风细雨，学文件，大家都作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发言。
博古、凯丰态度很好，都服从真理。那时王明称病，不参加会。他不承认错误。毛主席对王明还是进行说服。后来在大会上揭发王明的问题，孟庆树沉不住气，要把王明抬出来到会上去辩论。那次开会，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孟庆树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说：揭发的不是事实，连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责任；王明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整他。毛主席当时不动声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决心了，不迁就了。
经过学习，闻天觉得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少，希望到下面去锻炼，做些调查。我也向富春提出了下去锻炼的要求。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带了个调查团下到晋西北调查去了。后来林枫回到晋绥地区，说调查团对当地工作的成绩看得不够，不欢迎这个团。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了延安。在这个期间听说整风中对闻天有些意见，他没在乎。
回到延安后，因为王明生病，闻天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我跟毛主席讲了，洛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相当高，曼努伊尔斯基说，中国的理论家要数伊斯梅洛夫（张闻天的俄文名字）。毛主席听了以后发火了，说：他是什么理论家呀，从外国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他特别反对你。闻天听了没做声。他认为王明是在挑拨毛主席和他的关系，可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挑拨的。我让闻天把王明说的这些话告诉毛主席。他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回避了。
大家放开揭发后，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都写了检讨。闻天写检讨写得认真，里面谈了王明挑拨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的事。闻天认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拨、制造派性，自己没有上当，但是应该告诉毛主席。闻天承认自己有错。写好了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满意。
我们从晋西北回来，审干抢救已经开始。我们回来后继续住在蓝家坪。这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四五个窑洞，中间是会场。我们和任弼时、刘少奇住隔壁，任弼时在我们右边，刘少奇在左边。“七大”以后我们搬到枣园。毛主席一直住在那里。那个时期，闻天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好。
我搞过工人运动，同毛主席、刘少奇、王震这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刘少奇的秘书是王鹤寿的哥哥，他被捕过，坐过牢，被咬为特务，要审查，已经被关押在西北公学。我从晋西北回来后，刘少奇就要我兼任他的政治秘书，叫康生找我谈。康生对我还好，知道我经过长征，同毛主席熟。但是我不愿意当刘少奇的秘书。
审干时，康生是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中直机关学委会的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书处的组长，邓洁是行政处的组长。一开始我没有参加学委会。杨尚昆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邓洁。邓洁是在白区工作的，被捕过。凡是被捕过的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审查。所以不能让他参加学委会的重要会议。杨尚昆决定叫我接替邓洁当行政处组长。他说是发现了个积极分子，一定要我当这个组长。康生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经过苏区和长征来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别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担不了保；白区来的，你能相信吗？我说，我搞不了这个东西。杨尚昆说，你就搞一搞嘛。杨尚昆是比较客观的。他说：好多青年不是两条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他这样一讲，我松了一口气。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还有夏耘，后来当了冶金部副部长。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延安十天大会，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礼堂开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没有来。闻天说，康生在莫斯科时那样捧王明，后来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转得快，马上给王明列出60条教条主义表现。闻天看了这60条后对我说，康生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整得过分了。康生是个小人，他刚从苏联回来，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机分子。王明1937年回来时，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欢迎王明，就没有对王明怎么样，后来才变的。你“左”，我更“左”，要什么有什么。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苏联的经验。原来搞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康生也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神经过敏，神乎其神，特务搞得越多越好。那时毛主席相信这个东西，也比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问题。康生没有毛主席，行吗？
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由下面的同志起来揭发。大会上你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派了任务的。
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1959年后，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
十天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登峰造极。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庆施坦白。他们怀疑他老婆自首过，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会把老婆放跑。王鹤寿在大会上向柯庆施提问题，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妇联就这样造谣，讲柯庆施的老婆曾宪兰跑了。没有跑嘛！他们打了她。蔡大姐也出来劝人家。我说，你也来劝干嘛？她说不搞出一个不行，搞不出来受批评啊！曾宪兰实在受不了车轮大战，没有办法了，神经错乱了，就乱讲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个枯井里自杀，死了，这连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明明知道她已经跳井自杀了，还是到处找，还找到我家里来了。
妇联搞得很“左”。搞一个劝说运动，斗不下来就不让下来，交代了就戴朵红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么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们敲锣打鼓，一会儿就敲一阵，过一会儿又敲一阵。斗争不能停，里面是换人的，被抢救的坐着不能睡。有的人神经错乱了就讲了，有的就瞎讲起来。妇联就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凯丰的老婆，那个离了婚的，也被怀疑。讲她是有目的地打进来的。这个问题她讲不清楚。乔木搞她的时候晚上打了灯笼，搞车轮战，疲劳战术嘛。他动员我去，我懒得去。我就自己去劝她，她就哭，说：“我爱凯丰啊！我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我很单纯的。”她实在讲不出，一面讲一面打瞌睡，拼命抽烟。后来得神经病死了。
中央党校搞得很“左”，有吊起来逼供的。
有些“顽固分子”，像滚绣球一样的，送到西北公学去。西公在一个山沟里，和保安处一样，都是关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们写材料，天天写。
康生说，李富春他们中办一个也搞不出来，是右倾。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处也搞不出来。李富春催我们催得厉害呢，说我们右倾。我们完成不了任务，有百分比的。我们只搞了吴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写，什么也写不出来，突击她，突击了好久，突不出来，怎么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纪轻轻地到这儿来，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王首道还问过我：秘书处一个也搞不出来，这是我思想有问题，还是什么事；人家怎么搞的，介绍点经验吧！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搞不出来。可能是没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来那么多！
有公正的人。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是公正的人。他们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况。
十天大会，任弼时去听，去看了，就发现了问题。弼时是好的，他有经验，说没有那么多特务。八七会议时我就认识弼时。他来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谦虚的。他来向我了解情况，我就向他反映说，有些人讲，说是特务，又搞不出来；说不是特务，他们的社会关系又是那么复杂。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弼时说，复杂不一定有问题。
任弼时是二方面军来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军没有瓜葛。在苏区，任弼时不赞成搞公开斗争那一套，说他右倾。他一直戴着个右倾的帽子。实际上他是正确的，不是右倾。可是那个时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时，他工作倒是工作，实际是靠边站的，陈云同志代替了他。他讲要特别注意团结，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个大家庭，不搞山头。毛主席讲，要承认山头，要消灭山头。为什么承认？当时革命根据地，需要山头，山头是自然形成的。但现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军的，我是二方面军的，他是四方面军的。这不好。是一家人，消灭山头。当时一方面军看不起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看不起一方面军。这个事毛主席还是对的。一方面军正统啊！吃得开。四方面军被排斥。李先念这些人，都被弄去学习了。
刘少奇也经常找我问问。他说，你们突击的一个医生，过去我一直隐藏在他家里，没有出事嘛！要是特务，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现是好的，到苏区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同什么人来往。我就相信他讲的这些。
闻天没有参与学委会的活动，人家也不会让他参加学委会。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边区工业与财经的调查。那时西北局研究室是贾拓夫负责，他把闻天的调查材料拿去印发。闻天躲开了抢救运动。他有怀疑，说遍地是特务，哪里有这么多的特务？没有具体材料嘛。他同康生辩论，讲斗争厉害，没有办法就编嘛！知识分子能写嘛！写了就轻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们窑洞隔壁，拿来一本本材料给闻天看。闻天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说这里头有许多是假的。康生说，那是真的啊，他们保证不翻案啊，已经斗出来好几个了。他讲得天花乱坠。闻天看讲不通，就不再说什么了。闻天先是采取超脱态度，后来看了那些材料，又听我反映，就对任弼时讲，要慎重，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们当中发现特务；延安圣地，抗日旗帜，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来的。
周恩来没有参与延安审干和整风，他有锻炼，比较稳。我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你批准我们一些人学无线电的，有人后来牺牲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这些学无线电的；无线电是共产国际搞的，都是绝对秘密的；十几个人，都是你批的。周恩来承认，是他批的，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些人也还是在查。周恩来自己也被动。他搞统战，又长时间在白区工作。白区大部分是“红旗党”啊！周恩来自己还讲不清楚。他不敢讲话，不敢出头作证明。当时他就住在我窑洞外面附近，只给工农讲课，到勤杂人员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也申明，抢救搞不下去了。
任弼时把意见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是听得进去的。十天大会开了三天就停了。再开下去，就都是特务了。毛主席写出了个审干决定。这九条最受抓人者的欢迎，因为实在抓不下去了。
整风中人人检讨，把人整垮了。闻天讲，你看老杨（尚昆），人都瘦了，讲他什么主义，他紧张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对杨尚昆是很厉害的，说他：你这个人是没有角的，你像个橡皮球。就是讲杨尚昆软嘛，和稀泥嘛！其实毛主席的棱角也太厉害了，杨尚昆倒是比较稳的。
检讨不过头不行，就是过了头还是不行。王明就不够，没有过关，就作为重点了。整风也使一些人之间结了怨。薛明和叶群就是在那时结下怨的。
整风时“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选举。中央委员名单，毛主席都是同闻天商量的。闻天说，毛主席负起责任了，来商量了。“七大”代表对王稼祥意见大，在预选中，他没有选上。毛主席说，这些人都落选了，连候补委员都没有上，再选时要把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闻天商量，闻天还在考虑。毛主席讲话是很风趣的，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对我又是很随便的，就说，你是娘娘，也讲讲你的意见。我说娘娘已经下野了。他说，皇帝下野，娘娘没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说：列都列上，选不选得上是人家的事；邓发你就不要列了，这个人杀了好多人，肃反，他是保卫局长嘛！我那时就有意见。
“七大”预选时落选的，一个是李维汉，一个是邓发。王稼祥是另外的问题。我问过耀邦：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是有功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对他？耀邦那时是总政干部部长。他说：主要是军队的代表反对王稼祥当中央委员；好多干部对他也有意见，我还在拼命为他做说服工作，说要从大处着眼；他这个人很刻薄，整人很厉害；他又长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
闻天参加了“七大”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写了检讨。他当选没有发生困难。
（《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何方采访、宋以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