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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引发抗战和抗战中的“红色代理人”(上)

1945年张治中与毛泽东的合影

“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上的话。

然而,仅仅靠毛泽东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是阻挡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护不了蒋介石“委员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和品德,也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品德。没有这个态度和品德,撒谎,只能被历史耻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有名的战役是2400多场。除“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的外,其余都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打的。面对面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有206人。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中,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多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政府军中,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

显然,毛泽东向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撒了一个天大的谎。毛泽东撒的这个谎,以至出生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相当部分人,不知道抗日战争真相,都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躲在峨眉山,等待摘抗日战争的“桃子”。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标志。毛泽东当时在陕北,虽然完成了共产党内部的统一,但只有几万人,而且陕北是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开始大声疾呼:我们是兄弟,是自己人,我们不能打了。敌人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毛泽东此时的表现,与他后来“解放战争”时“宜将乘勇追穷寇”的那种斩尽杀绝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喊,全国有许多人在喊,连蒋介石的内部也有人在喊:自己人、兄弟之间,不要打了。国际上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希望中国人相互之间不要打了。张学良又戏剧性地搞了一个“西安事变”,于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毛泽东北方的军事力量,编成了国民政府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编成了国民政府的“新四军”。毛的军事力量,从被“围、追、堵、截”的“流寇”,变成了合法军队,但真正的指挥权,还在毛泽东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可以安身立命了。

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人,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清点各自队伍中的人数,那位“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蒋先生,那位走出峨眉山,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的蒋先生,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毛泽东呢?他的队伍英勇杀敌,积极抗战,从几万人,“抗”出来了一百多万人的正规军和二百多万人的民兵。抗日之后的毛泽东,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了。于是,有了后来的“三大战役”,有了后来“百万雄狮过大江”的辉煌气概。

毛泽东也并不是不抗日,《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虽然有点艺术加工,但大多还是有事实基础的。毛泽东除了领导这些“人民战争”之外,可称为“战役”的例子,几乎没什么。“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本来也是可以写一写的,但彭德怀、林彪这两大元帅,后来又是毛泽东的死敌,又怎么好写呢?更何况,“百团大战”的发起,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彭德怀那个“冒失鬼”搞的,暴露了毛泽东的力量,搞得高举抗日旗帜、大喊“团结抗日”的毛泽东哭笑不得。抗日期间,毛泽东的主要做法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给群众洗脑,时刻不忘、时刻准备,消灭一切“反动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际做法,在《毛泽东选集》有关抗日战争的篇章中,表现得很清晰。

“7.7”事变66周年的时候,台北高调举办“抗战真相摄影展”“抗日战史研讨会”,马英九郝柏村分别出席致词。马英九表示“中共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要求实话实说,我建议抗战历史,也应该就事论事,实话实说。”还鼓励大陆观光客“多看特展,就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郝柏村更直白“结果他们抗战了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他们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这是撒天下之大谎。两岸假定说是有军事交流,我觉得其他交流都是假的,真正的交流就是客观公正面对抗战历史。”

关于“7.7”,台湾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但台湾史学家披露,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王力宏《建党伟业》就有演到这一段。“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关于“7.7”事变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9.18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日军也冤,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二十九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看,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吉星文是中国抗日战争名将,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29军219团在芦沟桥抗击日军二十余日,开始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吉星文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5月28日,于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身亡。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刘少奇是中共华北局书记,最后被毛泽东活活整死,化名骨灰“刘卫黄”。

可见,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上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一是当年那个被绑走的日本兵,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他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二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含蓄地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7.7事变。”三是延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苏联一倒台,档案全解放。当年苏共是老子党,中共是儿子党,老子怎么看儿子,比儿子自己说的准。这些内幕一抖出来,大约80%中共党史都要改写。

英国作家张戎、哈利戴通过阅览被苏共解密的档案资料,了解并披露了大量中共党史中的真相,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章节“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读者重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 大陆。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1.28人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本德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8月13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18、19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待续)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作者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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