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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统戴老板:请爱我 2018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眼珠子骨碌着精明。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鹅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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