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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康生夫妻30年异常行为的背后 最深卧底?

康生与曹铁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台后”都一一指明了。康生、曹轶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

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本文作者凌云曾长期随康生工作。

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留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计数,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5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起到山东,其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担任他的秘书。从1950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的诬陷与迫害。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谈谈康生的情况。其实我也不清楚康生的底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回答不了。前些年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翔实情况,由此联想起我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我有话想说,不吐不快。

我以为,从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逼供信”;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而康生与曹轶欧制造的这起“谋杀苏枚”案,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佐证。

苏枚自杀,偏说他杀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1950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忽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担任他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的时候,苏枚竞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时间是1967年4月6日。上午10时许,她的儿子回家,见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苏枚于当日下午3时47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4月18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多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之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另经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接着,公安部又组织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无疑。

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她在白区工作如何英勇,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生、曹轶欧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1967年5月12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康生最害怕的是医院检查和现场勘查作出的科学结论。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做调查工作。”接着,话锋一转,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查,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他对医院和公安部门作出的科学结论,全都不予承认。

曹轶欧配合康生,随心所欲,信口制造“谋杀”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比如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破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乱指乱咬“谋杀”嫌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枚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苏枚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8位,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组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李震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也耍了个花招,要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报,时间长了,不了了之”。

直接操纵,滥捕无辜

真能不了了之吗?1967年底风波再起。李震接到政法干校某人的诬告,说王久成(政法干校主任教员)私下到辽阳东北警察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第二天,康生与曹轶欧经由谢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被捕的有石磊、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这时,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决定另行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曹轶欧利用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散”,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生、曹轶欧负责。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都要向他们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后来有人讥讽说,这是康生、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是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专案组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将其抓到政法干校院内,单独关押了6年。闻伯俊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入狱。1968年4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春,1967年4月6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死,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1969年11月11日,以有“严重问题”为名,被捕入狱。

1968年1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害”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挨整。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99人。其中捕押在监狱的9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23人,逼死2人,逼疯3人,整成终身残废的1人。

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卑鄙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生、曹轶欧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他们要攻破石磊这个“堡垒”,但直到最后还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石磊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关押了7年,受尽了种种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始终顶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1969年11月17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地谋害的”。谢富治等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也就是害怕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page]但是,冤案毕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当真。从1971年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轶欧咬住“谋杀”不松口;对石磊等人则关而不放,折磨得浑身是病。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1975年3月2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1977年,“专案组”还在阻挠对此案作出平反结论。这年6月9日,“专案组”在写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云云。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的果断决定,公安部于1978年5月作出《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于1978年10月相继得到平反。

冤案虽平,谜底未揭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最重要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性急,慌忙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并颠倒黑白,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向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使我想得很多,不妨写下来供大家思考。

苏枚(曹文敏)1928年由康生介绍入党。1930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秘书长兼团省委书记,苏在省委机关工作。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济南。一次,李应臣正巧看到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务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接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家郭隆真等20多位中共党员和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中共的重要人物,后来都被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把苏枚自杀硬栽成“谋杀”,用尽心机,制造冤案,残害无辜,究意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为他们自己?

康生心怀鬼胎已久。让我们听听曹轶欧和康生自己是怎么说的。1967年6月29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2个月又20多天,曹轶欧在笔记中写道:“许多问题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枚被害不是孤立的”,“枚被害也不仅限于干校一个单位,有远因、近因”。“远因:饶(漱石)、李(?)、杨(尚昆)、李(克农)”,“近因:(苏枚)分配到干校去是安子文、帅孟奇早已计划好的……”安和帅,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1968年7月,康生亲笔将两人列入“叛徒、特务”名单,进行诬陷迫害。

1967年7月15日,即苏枚自杀身亡后3个月零9天,康生与李震等人谈话,造谣刘少奇迫害他。又说:“苏枚同志的事,同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有关。(公安部)五〇年档案中,有没有罗(瑞卿)、李克农陷害我的文件,找可靠同志翻一翻。”

康生与曹铁欧夫妻两人唱的是一个调,意思是说“谋害”苏枚为的是“谋害”康生,并且把“有待于深挖的黑台后”都一一指明了。

历史谜团有待历史解开

康生、曹轶欧把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李克农等都牵进去,是有一段历史背景的。

1947年冬,康生率领土改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先是参加该区的土改整党会议,第二年春,工作团和区党委的同志组合一起到阳信县搞土改。负责人是区党委的秘书长彭瑞林,曹轶欧和贾琏(高文华的夫人)与彭的夫人分在一个村工作。因为工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曹轶欧竞借口彭的夫人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诬陷她是“国民党分子”,“有政治问题”,“包庇村里的坏人”,还无理指责贾琏一道反对她,“包庇坏人”,是“立场问题”,在村里大闹一场后,称病回到区党委住地。曹轶欧大闹工作组的时候,康生和我正在西柏坡中央工委(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回到渤海,曹轶欧就向康生“告状”。康生、曹轶欧要我转告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晔查究彭的夫人的“政治问题”。我不能鲁莽行事,先向中央工作团的几位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不满曹轶欧的所为。张琴秋大姐说曹“太过分了”。徐冰说“曹轶欧政治上太狭隘”,要我不必管曹这桩子事。我觉得曹轶欧确实没理,也就没有再理会她。高文华曾经担任过白区地下党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工作。四五月间,在他与贾琏要回中央前,特意向康生道歉,说贾琏对不起曹轶欧。康生没有作什么回应。至于我的不遵命,康生与曹轶欧当然很不满意,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20年后,我在北京秦城监狱受审时,审讯员说康生、曹轶欧“在渤海区党委时就看出你不对头了”,我才明白过来。

1949年,康生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0月间他病休去青岛。不久,他到北京治病路经济南。我当时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特意去看望他。康生问我:“你对沙韬了解不了解?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在社会部的表现怎样?”沙韬是一年多前应康生的要求从中央社会部调来给他当秘书的。康生这一问来得很突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爽利:“沙历史清楚,政治上很单纯,整风审干中做有结论,工作表现也不错。”康生面无表情地说:“那他为什么拆看曹轶欧给我的信呢?”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可能是误拆吧。”他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我又补了一句:“刚做秘书工作,没有经验,年轻不懂事也是可能的。”康生很不满意我的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吭气,不再理我,我只好退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拆信这件事发生在沙韬初到康生那里工作的时候,康生在益都闵家庄中共华东局,曹轶欧在沂水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秘书每天收到的信件不是一封两封,又不认识曹轶欧的笔迹,完全是误拆,而且及时向康生作了检讨,说清楚了的,按照常理,何疑之有!但是,康生与曹轶欧对此事刻骨铭心,认定是故意偷拆信件,一直不肯放过,并且愈来愈严重,诬陷沙韬是有人指使的“特务行为”,这是后话。

1950年春,康生在青岛休养。曹轶欧时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在济南。一天夜里,曹轶欧来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的住处,胡说有人对她“搞阴谋”,她在山东分局“已被严密监视”。季明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干部,曹找季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得到季的支持,并为她做些什么。季当然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再解释不会有人监视她,并把她送回山东分局的住处。第二天,季明向主持工作的分局副书记傅秋涛作了报告:傅与分局其他负责同志觉得事出意外,对曹轶欧无中生有,凭空提出“搞阴谋”、“监视”这样严重的指责,极为恼火;但碍于康生的关系,处理上又觉得十分困难。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出于好心,认为曹轶欧是心神过于紧张,是病态的反映,考虑送去青岛又恐对康生养病不利,于是希望她去医院或休养所养息一段时间,但遭到曹轶欧的拒绝。不得已,他们希望把她接到我家住几天,缓和一下她的情绪。开始我并不愿意揽这桩烦事,后来分局作出决定并取得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我也就只好同意了。曹轶欧在我家住了三天,搅扰得我全家不安,傅秋涛等分局负责人才同意我的意见送她去青岛。行前,傅秋涛还同她谈话,说了不少宽解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引来曹轶欧对我们夫妇的刻骨仇恨。她到北京后曾对罗瑞卿造谣说,在山东济南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两人把她推进一间黑屋子里整她,企图谋害她。罗瑞卿是在1978年把这些话告诉我的。他说从来没有相信过曹轶欧这些鬼话。

1950年春夏间,华东局和党中央电告康生,从健康考虑,劝他离开青岛去杭州休养。康生犹豫再三,先是拟发了一个不同意去杭州的电报,交青岛军管会参谋长陈雷送机要译发,接着又要陈追回,另发一个同意去杭州的复电。这是多年后陈雷告诉我的。康生与曹轶欧去了杭州,心里是不满意的。过了20年后,即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批道:饶(漱石)、傅(秋涛)、向(明)都想赶我离开华东,就是指的这回事。傅、向当时都是山东分局副书记。

康生与曹轶欧在青岛、杭州休养期间,一直诬指沙韬在监视他,说连他睡觉时“沙都坐在卧室门外监视着”。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康生常在被窝里抽烟,一次叼着烟睡着了,被子被烧了个洞。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沙韬总要等康生睡着了,检查过烟火才去休息。认真负责的工作,竞被诬为“特务监视”,可恶又可笑!是谁指使派遣沙的呢?康生最早指的是李克农,沙韬是从李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调去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康生又指向饶漱石,饶原是华东局书记。到了1969年,康生在一个材料上又批道“当时我已看出沙是饶(漱石)、傅(秋涛)等人监视我的小走狗,故要沙走”,并且把矛盾进一步指向刘少奇。

康生和曹轶欧在杭州时出了苏枚跳楼事件,杭州住不下去了,1950年7月到了北京,康住进北京医院疗养。1952年初,我调到北京,在公安部工作,先是李克农对我说:“康生说沙韬有问题,沙有什么问题!”李又说,已经作了安排,“以后不要再让康生见到沙韬就是了”。公安部的一些同志告诉我:康生到北京,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对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有保卫责任,所以去医院看他,孰料事后康生说,罗瑞卿为什么来看我?对罗抱着疑问和很深的戒备。不少原是延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知道,康生见不得中央社会部的人,也听不得提起中央社会部和公安部。我问过徐冰:“康生究竟怎么了?”徐说:康生到北京,少奇同志见了他,说他神情恍恍惚惚,康生要求见毛主席。徐说:“康生是认为中央不信任他。”待到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才确知,早在1950年康生在杭州、上海时就曾反复向饶漱石说过党对他不信任的话,饶曾报告中央。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饶漱石的问题后,人们发现6年没有工作、深居不出的康生,又在一些公众场合露面了。这时,他想起我来了,诬说我有“政治问题”,要求中央审查我。由于罗瑞卿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的明智,不相信他的诬蔑陷害之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杀气腾腾,信口雌黄,任意诬陷迫害人,我当然在劫难逃了。他伙同谢富治,利用公安部的侦察、情报档案,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卑鄙手段,亲笔写下许多批语,诬我为“叛徒”、“特务”,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我为此坐了7年冤狱。

沙韬当然也在劫难逃。1967年6月,康生从中央调查部“造反联络站”给他的报告中,得知沙韬改名张韬,在甘肃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并看到1954年少奇同志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大为恼火,怒气冲冲地批了一段话:“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起来的”,“这是刘、杨、李(克农)包庇之力,他竟然作了副部长”。原来在1954年11月间,沙韬所在组织为了澄清康生对沙的诬陷,曾将有关情况写了报告报送“李克农并尚昆同志”,后又转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说:“怀疑沙韬政治上有问题,曹轶欧和我谈过,他们是病时谈的,并且谈到其他的人,但没有谈到饶漱石,我不相信曹轶欧所说的。经过调查,沙韬同志和他的夫人是没有问题的。以上事实应同沙韬同志谈清楚,使他们放心。至于沙韬的工作,也不必因此调动,但也不要为此故意去刺激康生。”这个批示大概就是一度传说的:“少奇同志批示病人之言不可信。”康生怎肯就此甘休!1969年8月,先由曹轶欧写报告给康生,要求组成“沙韬专案审查小组”,“彻底搞清这一阴谋案件”。然后再由康生批示:“同意这种处置”,并诬说这是“涉及刘少奇、饶漱石、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等叛徒集团的反革命阴谋问题”。从此,从误拆一封信起,沙韬受康生、曹轶欧诬陷长达29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押近8年,受尽了折磨摧残。

罗瑞卿于1978年5月给胡耀邦的信中说:“康也组织了一个所谓专案组整我,罪名两条:(一)包庇凌云,陷害他的贵夫人曹轶欧;(二)包庇沙韬陷害他,这不仅是无中生有,而且是比海外奇谈还要高超得不知多少倍的怪论。这位沙韬同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

从1948年至1975年近30年的时间,纵观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应该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确是在保护、掩藏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这里,我再引用一段我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1975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1920……1921……1922……,没有;1923,没有;1924,没有叛变;1925,没有叛变;1926,我没有叛变;1927,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康生吞吞吐吐,欲说又止,他心怀鬼胎,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康生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个谜,但历史总会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百年潮》2012年第10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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