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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马云要退休 中国的经济失去动力了吗

中国政府甚至似乎在公开对私营部门表示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副部长最近说,私营企业应该由私营企业家和工人“共同”管理。这番言论带有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将中国的私营部门国有化的味道。

本月早些时候,马云宣布将卸任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他的决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据称,在俄罗斯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弗拉基米尔·V·普京总统(Vladimir V. Putin)问他,“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退休呢?”

本月,中国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马云。

也许,54岁的马云知道一些普京不知道的事情。推动阿里巴巴达到其目前5000亿美元市值的三股力量中的两股——全球化和市场化——正在消失。第三股力量——技术——也陷入了中美贸易战的泥潭中,其在中国的前景难以预料。

阿里巴巴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电子商务;而且它通过帮助创办私营行业改变了整个经济。马云现在离开这家公司——尽管他声称这个计划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增加了人们的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作为经济引擎的中国私营部门正在失去动力和信心。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典型的全球化故事。公司成立于1999年,最初只是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在国外的人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口商下订单。当时,中国正在对外开放,但由于对中国供应商缺乏了解,外国买家做交易并不畅通。阿里巴巴建立了一个名为“诚信通”的方案,让第三方来验证中国供应商的质量和可信度。这个系统使外国买家得以绕开动作缓慢且往往官僚的国有中介机构(验证过去通常由这些机构进行),也使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变得容易了。

阿里巴巴还利用了国际资本市场。阿里的创始人都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多少资金,但他们从中国在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期间采取的宽松政策中得到了好处。中国最终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在阿里成立的早期,公司领导人就寻求外国投资找到了如高盛(Goldman Sachs)、软银(SoftBank)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等国外的资本供应商。后来,雅虎也提供了资金。

本世纪初,阿里巴巴通过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简称VIE)安排了投资结构。VIE是一种中介结构,外国公司可以通过对这种结构进行投资,来获得对阿里巴巴产生的收入的合同权利。VIE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既帮助外国人找到了应对中国不透明的法律体系的方法,也为中国高技术企业带来了关键的资金。

但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攻击。中国政府正在对它一直没有理会的VIE实施更严格的规则,这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扰乱中国的出口,威胁到供应链,而阿里巴巴是这种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阿里巴巴通过另一种方式提升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地位:为他们提供直接的资金。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银行系统,但它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支持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组织起来的,这使得中国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长期缺乏资本和信贷。阿里巴巴通过自己的金融业务,出来为它们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尤其是向中国非常小的企业。

但阿里巴巴的运作正在面临着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逆风,中国目前也正在降低其经济的负债率,主要是通过削减对私营部门的信贷。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项分析,其结果是,民营企业的利息负担增加了,而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却减少了(衡量盈利能力的资产回报率对民营企业来说也下降了,而对国有企业来说上升了)。

由于担心影子银行的不稳定性,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对独立融资渠道的控制。例如,政府已经收紧了对某些移动支付形式的监管,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也属于这些支付形式。这些金融控制措施在未来可能会增加。

在日益严格的金融和监管压力下,中国的私营部门如今可以说正面临自1990年代初以来最具挑战性的环境。

据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说,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破产的1.1万家企业全都是民营企业。在近40年的经济自由化之后,政府似乎正在逆转进程。据一项统计,十家私人所有的集团今年实际上已被国有化,由于信贷控制收紧,这些集团遇到了融资困难,所以将自己的股份出售给了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甚至似乎在公开对私营部门表示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副部长最近说,私营企业应该由私营企业家和工人“共同”管理。这番言论带有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将中国的私营部门国有化的味道。

自称“中国金融业资深人士”的吴小平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帮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后,不应“继续盲目扩大”,而应接受混合的所有制。这篇文章在中国企业家中引起了广泛的惊愕——甚至一定程度的恐慌。

我在广东与来自产品设计、投资和技术等不同行业的商业领袖们谈过,他们说目前的形势“极其严峻”。他们说,他们现在做成的交易数量少多了,与去年同期相比,最多减少了50%,他们还抱怨税收增加给他们带来了负担。

阿里巴巴增长的第三个支撑——技术,如今也比公司成立之初更不牢靠。技术本身仍在继续迅速发展,但美国和中国都希望自己独自去做。特朗普政府正在限制中国对美国技术的投资。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庞大计划,用股权限制和苛刻的技术转让要求来限制外资的参与。

这些都不是让阿里巴巴成功的条件。阿里是在中国环境中采用西方技术和商业模式——包括在线商务、数据分析法、网站工具等——的先锋。尽管阿里经常被称为中国的亚马逊(Amazon),但这种比喻大大低估了阿里的真正意义。阿里巴巴开始时是一个商家对商家的企业,但其真正的作用是,在一个严重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市场机会。

这些企业家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和生产极不平衡。收入分配集中在几个大都市中心,而生产则分布在全国各地。阿里巴巴将来自这些不同地区的生产与市场需求和消费的来源连接了起来。阿里提供的连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还是广泛的经济上的。

那么,既然民营部门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却在打压私营部门呢?其中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国内威权主义的抬头,国家主义,贸易战。但其影响已很明显,给整个经济带来了不祥的预兆。人们不禁要问:在今天的环境下,还能产生一个新的阿里巴巴吗?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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