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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XX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从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XX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凤、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XX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XX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XX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XX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有删节)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爱思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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