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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文化:从小告到大

‌‌王军涛: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就是当有人告诉中共领导人,有些人在反对你时,中共领导人可以任意用国家权力去迫害他;但在西方国家,如果有人向特朗普总统报告说有人在反对你,特朗普总统不可能命令司法部门去惩罚这个人,因为公民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从鼓励孩子打小报告说开去:小学告密文化到大学信息员?

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总有一些孩子喜欢向老师或者家长告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打小报告。说起来,从小孩子到成年人,从学校到职场,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常常不受大家欢迎。有心理学研究显示,4、5岁的孩子爱打小报告可能是天性,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化程度增加,爱打小报告的习惯会大大降低。但问题是,如果整个社会、父母、特别是老师有意无意地鼓励孩子打小报告的话,问题就复杂了,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深圳某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与心理变化,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校方称,此举是为了即时了解学生心理状况,以便及时解决。

专家的解读是,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来说,3-6岁的孩子正是形成规则意识的时期,比如游戏的时候不能妨碍别人等。在这个阶段,孩子对于诸如此类的规则很敏感,一旦有打破规则的行为,他们会立即予以关注,而且急于让能守住规则的人知道,因此使打小报告的行为变得比较普遍。有早教专家指出,通常情况下幼儿园小班受语言能力影响,打小报告的情况略少,但到了大班和小学常常是小报告集中爆发的阶段。

在专家看来,除了规则意识强的孩子爱打小报告,一些平时依赖性比较强的孩子、处理问题能力较差的孩子以及缺乏关爱的离异家庭孩子和留守儿童,往往是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因为依赖性强的孩子,一旦与其他小朋友产生矛盾不能自我解决,只能向老师寻求帮助。而缺乏关爱的孩子,则希望通过打小报告这种行为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除此之外,一些自我中心比较严重的孩子也热衷于给老师打小报告,比如独生子女的父母长辈一般都围着他们转,于是孩子在学校也希望借助老师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中心地位。因此很多时候,孩子打小报告的目的并不是让老师惩罚他人,而只是想借机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评论说: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很矛盾,小孩子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希望求得老师的帮助也无可厚非,但还是应该有个大致标准。孩子有时候判断事情未必清楚,但原则是如果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侵害别人利益的,孩子制止不了可以告诉老师,就像报警一样。但对一些你看不惯的做法而又没有伤及任何人的话,比如有的孩子调皮,老师不让做什么,他偏去做,有的孩子就去打小报告,这就不合适。‌‌”

朱欣欣老师说,发现孩子的错误去纠正,首先是老师的责任,小孩子是没有责任的。他说,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就讲述了这么一个道理。朱老师说:

‌‌“影片中的中学生,有个忘年之交是在战争中双目失明的退伍军官。关键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这位中学生目睹了两个学生违反学校纪律,老师要求这个中学生去举报,这个军官就告诉他说,你没有这个责任,你不能做个告密者,这是成年人的责任,未成年人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在心理学家和教育专家看来,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对应着相应的获益,从心理发生机制来说,打小报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所获益。对于孩子而言,打小报告可能会让其他孩子不喜欢,但打小报告的孩子认为只要老师喜欢就行了。孩子思维单纯,他(她)会把老师设定的规矩当做唯一鉴定对错的标准,希望通过让对方被老师批评与惩罚来反衬出自己的‌‌“优异‌‌”。

对此,朱欣欣老师说,如果不是大的问题,不要过于严厉地处罚学生,当然学生可能是好意想帮助老师维持秩序,但老师不要鼓励孩子打小报告的热情:

‌‌“要是被打小报告的同学不是太闹的话,一般来说我不会太严格地处理。我也挺讨厌好打小报告的人,好打小报告的孩子处处盯着别人,通过这个来取悦老师或显摆自己,就很不好,最好能够自己出面直接提醒这个同学,什么事情都偷偷打小报告不好。‌‌”

广州康宁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詹春云大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打小报告是个贬义词,他说:

‌‌“打小报告是有贬义的。如果一个同学在偷东西或者在欺负别人,或者在放火,孩子去告诉老师,这不是打小报告,这是一种正直的反应。所谓打小报告包括说其他同学的坏话,或者在可说可不说的情况下,孩子将事情告诉老师。既然打小报告是贬义,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带来问题,比如破坏同学间的关系,相互之间不信任,因为很多小朋友是会推理的,他会觉得你可以告他的密也会告我的密,这样很多同学会不信任打小报告的同学,甚至会孤立和报复他。‌‌”

詹大夫说,老师鼓励学生打小报告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不适合青少年的心理规律,不应该去提倡:

‌‌“应该更多的引导,小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会自我探索和模仿,假如身边有人这么做,那他也会这么做。另外,他探索和尝试这种打小报告的形式,可能是想得到某种好处。假如他真的得到了,那他的这个行为就会得到强化。通常,孩子的行为是可以被诱导的,是一种强化的结果,不是天生的。‌‌”

有专家也建议,老师对打小报告的孩子,要采取不敷衍、不鼓励的办法。詹大夫评论说,在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假如把这种关系搞得很紧张,就好像地下党活动一样,那肯定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的确不能鼓励孩子打小报告:

‌‌“所谓打小报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谁谁谁上课玩手机了,或者带东西进来吃了,谁谁谁没带红领巾,这样的情形叫打小报告。而一些原则问题或者大是大非的问题,那应该鼓励孩子出来制止或告诉老师,这不是打小报告。所以重要的是帮助孩子明辨是非,这样孩子就知道如何去做。‌‌”

那么,小时候爱打小报告的孩子,未来成年后行为会受到影响吗?詹大夫说:

‌‌“一个人的行为假如得到强化,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和模式,长大以后他也会继续延续,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事情,这样很不好。第一,他会更多地看到阴暗面,对外界的认知产生一种偏差;第二,长大后在工作中职场上用这种手段,同事关系会很紧张,甚至领导也不一定喜欢这样的人,人们会觉得你不是那么光明磊落,所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是不好的。‌‌”

尽管如此,詹大夫说,现在爱打小报告的孩子仍然不少,与老师直接间接的鼓励和中国功利化的教育有关:

‌‌“比如为了追求学习成绩,老师就想所有的孩子都乖乖地听老师讲课,便于老师管理。老师有这种要求的话,那自然会引导学生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老师要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方式。‌‌”

如果孩子爱打小报告、人们还会理解和进行引导的话,那么社会化程度高的成年人在中国也被鼓励打所谓小报告,或者被称作信息员,就令人不可思议。本台日前有报道提到,如今的中国高校,课堂普遍安装摄像头,并在学生中发展信息员。而信息员制度就是告密制度,课堂上老师讲了什么话,专门汇报。信息员是单线联系的,同学间也不知道是谁。当信息员将来毕业分配、入党,当然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校就变得哑然无声。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对此评论说:

‌‌“现在大学招所谓信息员,公开鼓励学生告密和去监控其他学生,这简直是在利用人性的恶。这些学生中难免有人会因为个人主观的愿望或者是和某些人有恩怨,就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向老师打小报告整别人,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道德。‌‌”

詹春云大夫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说:

‌‌“其实这种谍报式管理,不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这种谍报式管理通常是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时期,为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惜一切手段取得对方情报,置对方于死地,这是在特定环境下用的一种非常手段。如果在青少年中去推行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会让年轻人感觉这个世界很险恶、很对立,人们会不择手段。‌‌”

朱欣欣老师表示,这种在大学生中发展信息员的谍报式管理千万不要成了中国电视台正在上演的一些宫廷剧:

‌‌“皇帝利用大臣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打小报告互相监视而坐收渔利。我们千万不要在班里课堂同学之间搞成这么一个关系,老师就像皇帝似的那太可怕了,人们以此来打击异己或假公济私,达到个人目的。它把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良都抹没了,人类社会就真成了丛林,人都活得很累很虚伪。‌‌”

朱老师说,丛林法则充满厚黑学,不知不觉就腐蚀人们,这样的电视剧,孩子们看得越少越好。朱老师接着说:

‌‌“实际上在中国,人人都在抱怨这个社会,可人人都在共同构筑这么一个地狱,人人都不愿意拿出一点点的信任或者善良来。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害人者。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学会制定一个共赢共荣的规则,几千年来中国政权都建立在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基础上,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失败,名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完全没有共和的思想,而是互相压迫,总是要制造一些对立面斗来斗去,其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到现在还是落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见解,他说,他不认为告密行为本身有什么不对:

‌‌“在任何国家,如果一个公民发现有人做坏事时都有举报责任。举报和告密的不同之处在于,告密有时候是证据不足,或者觉得自己不方便,或者不愿意因为举报受到伤害,他会采取秘密举报的方式,自由民主国家中也可以这样做,比如你发现有人有恐怖分子嫌疑。‌‌”

而如果告密确实成为问题的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王军涛先生说:

‌‌“第一就是你告密,告什么秘?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是恶法,你根据恶法去告密,实际上就会导致正当履行公民良心义务和职责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国家法律问题。第二是告密之后,比如我们在西方国家,你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一些事情,其中有些可能不真实,但你不用担心会给其他人带来迫害,因为不管谁接到了告密信息,一定要走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就是保护清白者不受迫害。在这样的法治前提下,告密本身不会给被告者带来无辜伤害。‌‌”

其实,王军涛先生说,最主要的不在于告密的行为而在于专制政权的迫害机制。他说,任何国家存在迫害机制,更多的是国家对公民的迫害行为,而不是举报行为:

‌‌“我的意思是说,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就是当有人告诉中共领导人,有些人在反对你时,中共领导人可以任意用国家权力去迫害他;但在西方国家,如果有人向特朗普总统报告说有人在反对你,特朗普总统不可能命令司法部门去惩罚这个人,因为公民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一点就是告密的动机是什么?王军涛先生说,如果告密者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和正义,就值得鼓励。所以告密本身不是值得谴责的事情,应该谴责的是告密者的动机以及告密导致迫害,这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司法制度的问题,中共在大学里发展信息员就是一例:

‌‌”这更多涉及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我们知道在美国联邦法律中,允许发展线人和证人,这是世界各国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时广泛采用的方式。问题在于中国维持的秩序不是一个公正的秩序,不是保障公民安全的秩序,而是维护当权者的腐败利益、维护一党独裁政治利益的秩序,这是政治制度问题。中共在大学发展信息员做这些事情时,是利用了信息员肮脏的心理动机,而在自由民主国家里,人们有维护法制、社会秩序和正义这样一种光明磊落的良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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