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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明明邓小平六四屠城 为何美国政界还迷恋他

——彭斯演讲的中国期望——“邓小平改革开放”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中国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组织及协定就已经存在。中国之所以签署协定,是为了拿到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先签订再徐图后计,这就是“韬光养晦”。但基于“中国未参与制订,因此不必遵守”这一政治逻辑,中方一直认为违规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以前翅膀没硬,这话只能在心里搁着。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讲话,外界高度关注的观点,我在《彭斯讲话:美国屠龙派观点大放送》已梳理了来龙去脉,本文想谈一下被外界所忽视的一段话:“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这句话,其实表达了美国政界的中国期望。

美国政界学界对邓小平的评价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中国国内的看法很不相同,也许双方都会同意“重建”这个说法,但对“重建”的评价肯定很不相同。

中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关键字是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为获利者并非只有权贵,还有大批体制内的中低阶官员,包括村镇乡官)、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上升管道梗阻、阶层固化,人权恶劣等等。官方认为标识国力的海外大投资与“一带一路”,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大撒币”。

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那是另一幅图景:GDP两位数的增速保持了近30年,GDP总量从“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的2,168亿美元,到2014年的10.36万亿美元;还有那从10多亿无产者中冒出来、数量居然达世界第一的亿万富翁(2018胡润富豪榜: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连续三年力压美国居首);遍及世界36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想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行动。

对中共改革开放的评价,不可避免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评价相关。因邓在六四屠城中的关键作用,中国政治反对派称邓小平为“六四屠夫”;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践结果是让含红二代在内的权贵家族、官员及依附在这些利益链条上的少数人先富起来;政治上,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中国人只在习近平日趋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带来的恐慌下,才发现邓似乎比毛要好一些——这说法当然被中国的毛左否定,他们眼里,毛时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应该再来一次,以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

美国政界为何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充满好感?这与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有密切关系。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主导了美国政界。(维基百科)

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主导美国政界

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于2011年出版了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邓小平改变了中国》),该书出版后曾位列亚马逊政治类图书销量第一、开卷排行榜学术类图书销量第一,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等人为该书写书评力荐,更有书评称这是“研究邓小平的里程碑式作品”。

傅高义先生对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用他在该书最后一章的一段话作总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即使邓小平在世,这一评价应该也是他本人最愿意听到的评价了。

对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傅高义的解释是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知道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邓断定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因为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这一解释使该书备受中国异议人士批评,甚至有批评他被中国收买了。但我认为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赞美发自内心,因为2002年3月我受邀到哈佛大学演讲,曾去傅先生府上拜访,谈了两个多小时,深深感到他对邓小平的好感确实基于一种真诚的迷恋。

这种迷恋不断地表现出来,比如2013年1月18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迷恋甚至让傅先生面对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时,会情不自禁地设想“如果邓小平今天仍在世会怎么样”,比如面对严重的腐败,“他很可能会更用力打击腐败,……要是邓小平活着,他会认为腐败是政治问题,不仅是经济犯罪,而是政治问题”;面对中共当局拒绝政改,“我想要是邓小平还活着,他不会反对民主,他可能说,先安定下来,再提高人民的素质,慢慢地发展民主。我用了十年时间学习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认为他会这样看事情。”

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需要时间沉淀。但不管中国人现在、将来如何评价邓小平,傅高义的评价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但美国政界喜欢邓小平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邓小平以“韬光养晦”为主诉的外交政策。

2010年:韬光养晦不再欲与美国争霸

当年毛泽东想当世界领袖,不惜让本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来援助外国。邓小平吸取这一教训,大量停止外援助,并总结出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的外交指导思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表示愿意与国际接轨,承认现存的国际规则,遵守国际秩序。美国的中国通们对“韬光养晦”琢磨了多年,想找出最接近原意的译法,有译为“在时机未成熟之前,藏起牙齿,收起爪子;等时机成熟之后,再露出牙齿、亮出爪子”,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中国是“和平崛起”,正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虽然有不合规的行为,但还是可以通过引导纳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

2010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众和在华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国家地位观》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10年后,中美两国仍是全世界的主要领导力量,其中有过半被调查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这项调查借了民意调查的壳,用的只是“超过美国”而非“称霸世界”这锋芒毕露之词,但官方以10年后的“世界第一”自居之态隐然若现。

中国公众这些想法当然来自于新华社国际部消息与《环球时报》等类媒体的多年灌输,这些灌输又往往假外国专家之口,比如伦敦智库于2004年发表时任美国高盛公司顾问的约书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近几年被译成中文猛炒,该文宣称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由于该文作者的特殊身份,加上译者与鼓吹者的海归学者身份,还真哄骗了不少年轻人。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中国“亮剑”

中国对美态度发生变化,始自欧巴马当总统,这与这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认识极有关系。

2008年11月欧巴马胜选后,他委托位于纽约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制定外交策略,《美国对华政策:对欧巴马政府的期望》计划启动,为了完成期望清单专案的中国视角,该所找到了“对口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外交部下属机构)。所长马振岗挂帅,研究员刘学成撰稿。(《环球》杂志,《欧巴马磨合期对华政策剖析:中国仍为竞争者》)

但中国对此的回应是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自2003年中国宣布“和平崛起”之后,一直在尝试改变国际规则。由于现存的世界格局维护者是美国,中国想要改写,就得挑战美国,这就是中国一再试探美国外交底线的原因。

2009年12月,中国官员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的表现,就是一次对西方游戏规则的一次探底大行动。这次行动曾被中国媒体得意地冠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高调出击”标题大加报导。美国总统欧巴马终于忍无可忍,2011年11月13日在夏威夷APEC峰会结束时举行的记者会上,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需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中共外交部官员对此多方回应,国际司副司长庞森的回应算是说出了北京的心里话:“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定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中国加入之前很久,一些组织及协定就已经存在。中国之所以签署协定,是为了拿到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先签订再徐图后计,这就是“韬光养晦”。但基于“中国未参与制订,因此不必遵守”这一政治逻辑,中方一直认为违规是天经地义的,只是以前翅膀没硬,这话只能在心里搁着,这次在夏威夷峰会上被欧巴马逼急了,中国官员总算一吐为快。自此之后,欧巴马对华态度确实有所改变,从友好变成疏远退让。2016年4月《大西洋月刊》专访欧巴马,将其国际国内政策主张总结“欧巴马主义”,他对中国的认识可表述为“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

欧巴马执政的最后几年,与习近平执政的时间(2012年11月始)有四年多重合。中国从胡锦涛末期开始一直对美实行探底式外交,习近平在2014年更是公开其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是:“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但美国对华战略一成不变,2015年9月25日,欧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仍然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

以上,就是美国政界的中国期待——保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背景。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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