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民企融资问题开始政策调整。
最近，中共实行“国进民退”的政策造成经济一路下滑，股市大幅下跌，进入漫漫熊市。在贸易战和经济衰退的双重逼迫下，中共不得不对占据中国经济过半的民营经济作出政策调整，中共央行并创制了新的融资工具，以缓解民企融资难问题。有分析认为，该政策缺乏落实的细节，其效果如何需要继续观察。
民营经济占比重太大中共被迫政策转向
陆媒《新浪财经》10月23日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
随后，中共央行宣布，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今年6月，中共央行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了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现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支持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
中国民营经济占中国经济比重很大。中共发改委9月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
分析：融资措施落实缺乏细节
路透报道称，中共扶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措施虽然是一剂强心针，但尚未实施落地，如何实现市场化定价及存量应用，市场仍观望进一步的细节。
一位险资投资人士认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是转嫁风险的工具，其真正的作用是给风险定价或分散风险，让原本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机构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企，给民企融资。
他进一步指出，去年起金融监管层出台的资管新规等系列监管政策，堵上了原本通过非标、通道、分级产品等企业融资路径，社融数据下降的同时把民营企业也差不多“整黄了”，这个工具属于补救措施。
该人士称，“现在这些工具很多都被砍掉，直接让银行贷款去对接企业，肯定在风险偏好上无法匹配，因为银行贷款更愿意找央企国企和大型企业，中小民企融资难亦在所难免。”
而该融资工具是否能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实现市场化操作，他认为并不乐观。他说，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在短期内很难有改变，和企业经营目标、管理风格、人员等相关性都比较大，不是说变就能变的。
某城商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表示，从工具本身的作用来讲，“我不认为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风险缓释工具这种基本没有市场成交量的两个工具就能把几千亿的市场托的住。”
另外，该融资工具如何实现市场化定价也存在诸多难点。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陈郑就谈到，“如果真正市场化操作，民企发债还是需要100-200个基点的增信成本，融资成本仍然没有降下来，但支持力度过大致利率过低，又存在道德风险。”
上述金融市场部负责人则指出，与国外债券市场相比，中国没有成熟的高收益债市场和相应的信用挖掘机制，投资者对民企债或没有强担保债券的定价并不了解。
他说，“想要启动这个市场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这个需要时间，没有那么快。”
民企活力需要公平的营商环境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指出，对民营企业而言，公平竞争是最为重要的，要增强市场的信心稳定需要建立完善的系统性体制。
路透报道认为，面临持续加大的经济压力，中共政府的公权力需要继续瘦身，这是一个放水养鱼、激活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现实举措，更是一剂释缓市场对“国进民退”和“税负偏重”疑虑的良药。
路透援引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的话报道，“涉及处罚企业的条款超过1000条，连营业执照如何摆放都有具体规定，如果不规范企业有可能被处罚。而处罚的尺度从一倍到九倍完全取决于相关执法部门，这自然有了权力的寻租空间。”所以，“要想处罚你，总有一条适合你。”
该人士不无忧虑地称，一到企业实地了解，就会发现虽然减政放权一直在喊，但很多并没有落实，有些甚至是明减暗增。
稳经济的关键是要稳民企
FT中文网专栏作家、经济学家徐瑾10月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过去数年民企融资条件恶化，股权质押成为不少企业家求助的融资方式，市场动荡之下，高达2.9万亿元的股权质押接近或者到达清盘线，一旦强行清盘卖出，不仅股市面临血洗，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都面临重大冲击。这就难怪中共高层10月21日（周日）召开稳定会议的急迫了。这次专题会议由刘鹤主持，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也参加。
除此之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以“回信”形式表态，称40年来，民营企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徐瑾认为，中共高层不约而同的喊话，表明提振经济的核心还在于民企，没有民企的健康发展，没有企业家的信心，中国经济难以破局。
不过，徐瑾怀疑，中共高层会议提出的新思路，落地中能否产生好效果。因为，中共的政令落实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即使好的立意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中共开始恐惧经济螺旋式下行风险
招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万钊10月23日发表研究报告，认为中共推出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就目前的规模来看，其实际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
万钊表示，这是中共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一个创新，这个措施一开始规模不会太大，主要是尝试性质；其次，这是迎合支持民营经济政策的一个姿态。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共决策层对经济螺旋式下行的风险有所恐惧，并开始试图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