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这位当年八岁的女童的自述：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围着我一个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店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于、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
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伯，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伯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
。。。。。
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摘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