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在过去的40年间，经济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中共一直宣传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大陆知名经济学家近日分析，中国经济靠的是市场化和技术后发优势，一味鼓吹“中国模式"会自毁前程。旅美学者程晓农2年前论述，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红色权贵们借助中共推行的国企私有化，侵吞了大量财富，成为了资本家。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江泽民执政时关闭国资监管机构，为中共权贵鲸吞国企创造条件。
旅美学者程晓农2016年论述，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关闭监管国资机构正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邓小平1997年刚死，江泽民1998年就开始了鲸吞国有资产的私有化。
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10月23日发表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撰写的《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一文。这篇文章罕见坦率地指出，中国过去40年间的经济高增长，获益于经济改革后的市场化，以及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文章表示，近些年来被中共官媒极度吹捧的〝中国模式论〞，把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归功于强力的政府干预和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与现代化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但这其实只是官方一厢情愿的想法，与事实不符。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张维迎教授以前是很亲共的，如今能说一些真话，也显出中共体制内学者有一些变化，并不是大家都像胡鞍钢那样死心塌地的为中共编造所谓的学术研究，对大众的唾弃视而不见。
张维迎以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监的经济成长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后指出，不管是近10年还是近40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正相关，而且国有部门愈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愈慢。
文章指出：研究中国城镇国有部门、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关系可发现，凡是国有部门所占比重愈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愈慢；而〝国退民进〞的地区，则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张维迎以此为据向北京当局发出告诫：继续一味盲目地以〝中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经济获得的发展，对内是〝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则导致与西方世界产生严重冲突，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文章直言，当今的中国如果继续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必然导致改革进程逆转，前功尽弃，国民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之中。
文章分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模式与西方现在追求的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水火不容，而〝中国模式〞已经把中国塑造成了西方视角下〝令人惊慌的异类〞，而中国目前面临困窘的国际环境，与之前中共官方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息息相关。
旅美学者程晓农早在2016年就提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观点。
程晓农：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
程晓农2016年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撰文称，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他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程晓农分析，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
这些红色资本家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程晓农强调，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旅美学者何清涟2017年9月撰文指，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厂长经理们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企业高中层管理干部，并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
这些共产党的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凭借职位优势成了资产所有者。
何清涟表示，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将近7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30年，中共通过暴力“化私为公”，让中共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地主及资产所有者，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无产者；后30多年，通过邓小平于1978年底开创的经济改革。用政治权力“化公为私”，让共产党的干部与红色家族成员成了暴富阶层；到了胡温第二个任期，面对化公为私的私有化与已成气候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突然又祭出包含“不搞私有化”在内的“五不搞”旗帜，仿佛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何清涟说，程晓农曾详细分析了130个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的手法，揭示了中国企业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少数是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
何清涟分析，这场始自1997年底的私有化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这一私有化过程究竟让多少中共内部人从无产者成为拥资百万千万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结论是，约50%至60%的企业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5%的企业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10%。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职工与管理层共同拥有股份，但职工股东基本上无法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及经营状况，实际上相当于职工出钱帮助管理层拥有企业。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