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贵州大学法学院李建军发表论文表明，中小学生自杀的原因中，沉重的学习压力是首位。
大陆中小学生的自杀屡屡发生，并非近期才引起社会关注。知识界“救救孩子”的呼声，至少20余年前已经响起，令人痛心的是，如此惨剧至今仍在延续。2013年5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学生写不完作业，自杀再敲警钟”。文章披露：“5月2日……南京溧水一名13岁男孩疑因作业未完成，上吊自杀。而当日中午11点多，南京燕子矶一名初三男生也跳楼身亡，原因是作业未完成。……4月26日晚上，南京有初一学生写下‘我不想做作业’的血书。……他留下的血书说，……希望爸爸妈妈上坟时多带一些百合花。……不久前的江西九江3名学生‘相约跳楼’，广东电白县3名学生‘相约喝农药’等，……”文章愤而发问：“为什么校舍越来越豪华，教师待遇越来越好，”而中小学生自杀的悲剧却屡屡重演？
更多中小学生的自杀，大陆媒体已不予报导，更近期的自杀学生的资料也很难获得。大陆从教人数虽众多，但愿意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很少，即便有学者研究这一现象，也没人敢指出学生自杀悲剧的背后，是因为中共的罪恶统治。
一
2009年7月，大陆贵州大学法学院李建军发表论文，标题为“青少年自杀低龄化的归因研究”。作者经调查分析后在论文中指出：我国每年自杀的中小学生约2,589余人，平均每天自杀的中小学生至少有7人。中小学生自杀的方法，有跳楼、服毒、服农药、吞水银、自缢（含用红领巾自缢）、开煤气等。李建军的论文还表明，中小学生自杀的原因中，沉重的学习压力是首位。另据心理学家叶一舵的调查，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已达严重程度，其中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21%；初中生为43.8%；高中生高达52%。事实上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形成，主要原因依然是学习压力。这一结论与李建军的研究分析存在某种暗合——即便中小学生存在因心理问题而自杀的现象，心理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学习压力太大。
其实谁都明白，大陆七、八岁的孩子，每晚必须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通常要到夜晚10点左右。清晨6点，他们稚嫩的肩上又背负沉重的书包，匆匆赶往学校。他们如此疲于奔命，精神上还承受常人难以觉察的压力。少年活泼生动的天性，年复一年地遭受着粗暴的扼杀。此种学校教育，其实是对儿童个性、心灵与精神的巨大压迫。无论是中小学生自杀的现状，还是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都已表明如此学习的压力，是反人性或是反人道主义的，也是与人类教育活动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一名语文老师或英文老师，动辄即可要求学生将每个生词或英文单词抄10遍、20遍；数学老师则用奥数题、教辅书上习题或《一课一练》中的习题，任意压在学生身上。读书，已成为“烦恼”、“厌倦”或“苦闷”的同意词，已成为高悬在中小学生头上的一张利刃。
二
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的源头在哪里？要想拯救中小学生的生命，要想消除强加于中小学生的压力，必须找到这个源头。2012年11月19日，诗人蓝蓝在微博上，向国家教育部，以及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发出一封信，信中披露了她向学校老师和校长所了解的事实，这些事实清晰地指出学生压力的源头。蓝蓝向教师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布置那么多的作业？”弦外之音是：为什么要向学生施加压力？
教师的回答是：“升学率！因为你带的班，考试平均分要排名，升学率要排名。”通过与教师更深入沟通，蓝蓝发现对教师而言，还有更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奖金、绩效工资、末位淘汰。奖金不用说，当然与学生考试平均分联系在一起；绩效工资是指工资与升学率挂钩，领导向你要升学率和考分，你向谁要？至于末位淘汰，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课平均考分排在年级最后，你就连饭碗也难保住了。
面对蓝蓝提的问题，校长的回答似乎也有难言之隐：“教委一开会，以前是公开给学校排名，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就排前头。现在不公开在会上宣读了，但表格在那里，一目了然。谁的升学率排最后，你当校长的自有领导双眼盯着你，看你怎么办？……别看我是一校之长，升学率上不去，拿下也就是一句话。”蓝蓝还不完全清楚，便插了一句：“总会有学校排在最后的。”校长立即把话接过去，说：“你这就幼稚了不是……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学区的考分高、升学率高，就是教委、教育局领导的政绩。……你还不明白？”
原来在中小学生的身上，不仅寄托著教师们对奖金与绩效工资的期望，而且还寄托著教育部门官员和校长们对政绩与继续升官的期望。换言之，教育官员与校长为了自己的政绩与升官、教师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收益，不惜违背人性，将高压强加在七、八岁或十来岁的孩子身上，正是中小学生自杀的直接原因。为了减少中小学生的自杀，宁可放弃奖金与绩效工资的教师还有吗？宁可放弃政绩的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员还有吗？也许还有，但在何处呢？
三
中小学生的自杀，不仅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小学生所承受的压力太大，更与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否合理地获取财富——是否在不侵犯其他人的财产权、自由权与生命权的前堤下获取财富——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生命权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保护这些自然权利的，既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自然法，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譬如古代人们认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侧隐之心，人皆有之”，都是人们心中的自然法。一个社会已成文的法律，只能以自然法为基础，这是从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格老秀斯以来，已得到所有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乃至文明世界一致公认的原理。
事实上，无视学生自由权、生命权，不把学生当人，无视学生家长财产权的学校教育，在大陆无处不在甚至越演越烈。只要看以应试教育称著的河北省衡水中学及安徽省毛坦厂中学在大陆如何广受青睐，即可一窥端倪。衡水中学与毛坦厂中学被人们称为“应试教育工厂”，学生的学习、休息、活动等乃至每一分钟的安排，都受学校全封闭的强制监控，学校美其名曰“量化管理”。学生必须忘记情感、权利、自由、生活、尊严、人格，学生心中只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考试、分数、名次，就是所谓“清北率”（清华与北大的录取比率）；学生只能不分昼夜地拚搏，拚搏的方法是对各种习题的机槭重复与死记硬背；为防备学生不堪重负而自杀，宿舍外用铁丝网死死封起来；每日从清晨6:20第一节课开始，直至夜晚10:50最后一课结束，学生连喘气的机会也难得，周日还得外加模拟考试，学生完全沦为应试教育下的动物，学校也因此被讥为“高考集中营”。据说一名已毕业的女生，将高一至高三应试过的试卷叠加起来，厚度达2.41米。
“应试教育”这一提法，不仅掩盖了大陆教育官员与校长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升官、教师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收益，不惜迫使中小学生自杀，也掩盖了大陆学校教育对学生自由权、生命权的强行剥夺。学生中即便有幸获高分或获“高考状员”的美誉，为官员政绩与学校“清北率”的提高作出贡献，但也很难见到富有人文关怀、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所见到的都是考场虽得高分，虽掌握一定程度的显性知识，但却已失去个性、失去人格独立的读书机器人。令人耽忧的是，所谓衡水模式或毛中模式，在大陆从小学到大学正受到广泛追捧。如此残酷的“高考集中营”也绝非个案，国内无数学校与这些“高考集中营”相比，只有程度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换言之，由无数个“高考集中营”组成的大陆中小学，可以公开剥夺学生的生命权与自由权，成了导致学生不断自杀的根本原因。各城市到处充斥着“一对一”家教市场，则是对学生家长财产权的公开掠夺。如此景象意味着大陆教育早已病入膏肓，显示出大陆教育毫无希望的极度悲哀。
四
中小学生的自杀悲剧，在今天在大陆似乎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震惊，相反，官员因腐败将挨整肃而自杀的现象，却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热情。这对于在中共教育体制下受尽压迫的中小学生及他们的父母而言，太不公平了。然而最大的悲哀更在于，导致中小学生不断自杀的那个罪恶政权与体制还在，所以中小学生自杀悲剧还将继续延续。
谁来拯救大陆的中小学生？没人能拯救！这是因为中共极权主义的统治，早就达不择手段、全无底线约束的程度：自中共出现起始，先依靠暴力夺取江山继而暴力执政，历来靠的就是粗暴践踏民众的财产权、自由权与生命权。从土改掠夺中小地主的可耕土地、财产甚至女色，继之批斗、镇压，到城市强制推行公私合营，夺取资本家阶层的生产资料与全部财产，再到文革大规模抄家、大面积批斗，直至现今高税收对民众的攫取，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压榨盘剥，对百姓住房的野蛮强拆，警察、城管在市井公开行凶打人，医院对病人的巧取豪夺……；从延安时期对讲真话的王实味施加精神打击直至砍头，到57反右，到66文革，到89屠城，到镇压法伦功、活摘人体器官……无数罪行滔天，无一不是从践踏人的财产权、自由权与生命权开始。对中小学生的压迫导致学生大量自杀，在中共罪恶统治史上只不过是侵犯人的自然权利的一个环节。
当这个罪恶政权覆灭的一天到来的时候，应当在各大城市为受尽压迫而自杀的中小学生建造纪念碑，以纪念死于中共恶政压迫之下的少年，并永久警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