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起源难定论？
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了，但是关于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也就是文革起源问题却至今莫衷一是。一九八一年，中共为维护毛这块牌坊，减轻毛的罪责，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避实就虚地解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此，王若水于一九九六年写了专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提醒人们“切不可以对毛泽东提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信以为真”，“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就是怕自己死后像斯大林遭赫鲁晓夫清算那样遭自己的接班人清算，毛所说的种种理论“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
尽管王若水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反思毛发动文革动因的基本共识，但毛左们却拿毛的种种文革“学说”立论，狂热地鼓吹为“毛文革”正名，为四人帮平反。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习近平强调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毛左们更加理直气壮，文革起源似乎更难定论了。
徐景贤的回忆录作证
要说服为“毛文革”和四人帮鸣冤的毛左，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入室操戈，看鸣冤者自己怎么说。虽然毛左先驱张春桥和姚文元死前没留存文字，但他俩的附庸徐景贤著有回忆录《十年一梦》。
徐景贤在文革中跟随张春桥姚文元造反起家，张、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第一、二把手，徐景贤位居第三，张、姚常驻中央，徐景贤是上海的实际负责人，时称“徐老三”，自然也是毛和江青线上的忠实干将。
以徐景贤的独特身份，他本该在书中揭示毛提出文革系统理论的过程，如果毛真有什么高瞻远瞩的理论。可惜，通读四百多页的《十年一梦》，剔去介绍几个文革红人及江青选驸马，林立果找妃子、张春桥续弦等“花絮”，书中只详述了几件大事，每一件都是毛如何组织夺权和“卫权”，其中言及的几篇理论文章，不过是为夺权而造的舆论。由此证实了王若水所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理论再发动‘文革’，而是先搞‘文革’再发明理论使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不是‘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才打倒他’，而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搞掉刘少奇，才给他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等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且看《十年一梦》如何“告白”。
毛派江青去上海点文革之火
一九六五年初，毛认为自己脚下的北京是刘少奇、彭真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派江青去上海建据点，作为从外围向北京进攻的突破口。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十易其稿，写了八个月，由毛亲自审定，十一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此点燃了文革这颗重磅炸弹的引信，上海成了文革的策源地。
此时，徐景贤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是负责宣传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的下属。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底，张春桥和姚文元问徐景贤“是写文章，还是上前线？”示意他带领写作班子出头造上海市委的反。
徐景贤心领神会，率先在市委机关揭竿而起，开了全国省市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他组织造反队批判市委领导时，打出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顿时瘫痪了。不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毛的生日聚会，毛对他们说“上海形势很好”，“‘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有区别，好！”毛还与他们碰杯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震惊中外的“一月风暴”
“全国全面内战”从上海开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赶回上海，在幕后策划徐景贤和王洪文带领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一月六日，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召集百万人汇聚人民广场，召开“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十几个领导被押上台批斗。大会宣告：“不承认曹荻秋为市长；勒令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罪行；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一次大会，一纸通令，中国最大城市的政府首脑就被打倒了。大会作电视实况转播，张春桥和姚文元在隐居处观看了全程。
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向上海造反组织发来贺电，支持全国第一个群众夺权行动。造反组织提名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为第二书记。毛批复同意，还让张春桥转告上海的造反组织，“称赞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
一个月后，百万人又在人民广场集会，宣告上海“新政权”诞生，模仿巴黎公社，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毛认为此名不妥，亲自改名为“革命委员会”，赞扬上海的“一月风暴”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毛的号召下，“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先后夺权，全国山河很快“一片红”了。
与此同时，报纸上开始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瞬间倒台，毛终于达到了预定的目的——铲除中国的“赫鲁晓夫”。尽管毛曾轻蔑地冲刘说过：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扳倒你！但为了把刘在一线工作期间形成的从中央到各省市的组织系统人脉基础连根拔去，毛采用运动群众夺权的高招出奇制胜。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毛是利用负责军队的林彪，联合掌管政府的周恩来两股势力摆平刘少奇的。到“九大”召开时，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被赶下台，他们的职位由造反起家的新人，或反戈一击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及军队干部补缺，其中隶属林彪的军队力量上升最快。“九大”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军队代表十一位，其中林彪和他的铁杆部下占六人。于是，宣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该万死”的九大，既是毛打败刘少奇战役的收场，也是毛和林彪交战的开场。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为四届人大作准备，在讨论宪法问题上毛和林彪出现分歧。林彪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同意。双方的心思不难理解，有过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出现天有二日的教训，毛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刘少奇。而林彪虽然是党章上的法定接班人，但行政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想当国家元首也无可非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坚称林彪无心此职）。在修宪小组里，张春桥代表毛的意见，吴法宪代表林彪的意见，陈伯达跟着林彪宣扬“天才论”，引发激辩。林彪组织人围攻张春桥，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告状。毛对陈伯达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只老鼠就跑走了！”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陈伯达随即被撤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没完没了的检查错误。
徐景贤披露了这场争论背后的隐情：“九大”刚闭幕，写在党章上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对林彪说，你年纪大了之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显见，毛不仅防范林彪军人集团坐大，根本就不乐见林彪当接班人，而是更信任张春桥（其实是江青）为首的团伙。这次毛不过是借争“国家主席”的名份、批“天才论”削弱林彪的势力。所以，事后江青对徐景贤等人说“你们别以为这场斗争结束了，那几条枪杆子可厉害哪！”
林彪再厉害也不是毛的对手，一年后，林彪和老婆儿子一起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
林彪死后，中央公开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信中表明不满林彪对自己的吹捧，以示毛一贯英明，早就察觉林彪长着“反骨”。但效果适得其反，醒悟的中国人看清了，毛确实“英明”，明知林彪是“坏人”，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先利用了再说。
熬到“善终”的周恩来
有一个至今未得正解的谜团，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暴亡后为何失声痛哭？比较接近真相的猜测是兔死狐悲。在中共最高层，真正了解毛深层阴暗心理的唯周恩来一人，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把握不准毛，所以最后都被毛扫平。周恩来知道，毛除了有王若水说的“赫鲁晓夫情结”，还兼有中国传统帝王心结。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掌握绝对权力，即使是家天下，即使接班的是儿子，父皇和太子兵刃相见的事也史不绝书。隋朝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杨勇，因在冬至日征召百官朝贺，被隋文帝认为是建第二中心的僭越行为而遭废黜；明成祖朱棣在太子朱高炽身边派了许多密探耳报，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子在父皇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了二十年。
所以，中共建政后，聪明知趣的周恩来一直甘居老三而回避当老二，文革初期，坚持让林彪一个人当副主席。如今刘少奇被迫害死了，林彪被逼死了，他被推到老二的位子，岂不是大祸临头？他能不大恸！
果然，周恩来的厄运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周奉毛之命先后主持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并建立了邦交。周在国内外声誉日隆，有功高盖主之嫌，引发毛妒忌不爽。
一九七三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挑选的又一个接班人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屈居副主任，还恭恭敬敬地把主持人位子让给王洪文。然而，王洪文毕竟资历太浅，周恩来想退到第三位也不能，还是当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十大甫过，毛便秋后算账，抡起大棒敲打周恩来，批周在处理中美关系等外交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似乎是又一个“赫鲁晓夫”了。毛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指使王洪文、江青开会批斗周，并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毛和江青不顾周已是身患癌症的病人，又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批宋江”，只差直接点名了，连老百姓都看出是剑指周恩来。
早年和毛有过过节的陈毅文革初期就洞悉了“毛文革”的目的：“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因为周虽然位居第三，但威望一向仅次于毛，只因林彪在前面挡了一下，惯用各个击破的毛延迟了倒周的时间。
“所幸”，周无条件地作自虐式的连番检查，他的膀胱癌又扩散了，毛知道他活不久了，王洪文又是“刘盆子”，不堪大任，毛让邓小平出来主政，周才得以逃脱。尽管周在进手术室前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最终还是戴着总理冠冕去见马克思的，算是唯一熬到“善终”的第二把手。
劫数难逃邓小平
对毛逆来顺受的周恩来的命运尚且如此，取代周的锋芒毕露的邓小平下场可想而知。邓卖力干的是拨（文革）乱反正的事，他推行全面整顿，不仅在工、农、商业、文化及教育科技方面纠偏归正，还改组军队“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担任毛和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状告邓小平否定文革，毛让他找邓小平谈话，邓不服，说“现在形势好一点还是坏一点？难道我是搞修正主义？”，毛远新说，“你就是搞修正主义！”毛让邓主持会议统一认识文革，写出一个书面文件，遭邓拒绝。
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写信，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信由邓转交，毛借机发难说，“信的矛头是对准我的”，“小平偏袒刘冰”。跟着刘少奇担过“赫鲁晓夫式人物”名声的邓小平，这次成了货真价实的“赫鲁晓夫”。第二次批邓运动开始了，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出现批邓大字报，《红旗》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诸如“走资派还在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再演文革中的老套和惯技，不叙也罢。倒是徐景贤披露的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九七五年，李先念在陪同毛接见外宾后，也向毛告邓小平恶状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中看出，受邓连累，叶剑英被陈锡联取代了，而李先念能保住大位，成为文革中仅有的不倒翁。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爆发，群众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反“毛文革”、反四人帮、为邓小平鸣冤，邓小平被张春桥称为“中国的纳吉”，毛下令再次打倒邓小平。
千古恨，何须兴文革？
“足智多谋”厚黑狡诈的毛泽东确实战无不胜，闭眼前击溃了他怀疑的所有“赫鲁晓夫”，但他最终还是失算了。他第二次打翻邓小平，反而为邓的政治生涯添了一桶重金，邓在他死后凭此翻盘，还登上龙椅做了太上皇。毛耍尽手腕提防的中国“赫鲁晓夫”，到底还是出现了。但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为了毛建立的这个专制独裁党继续执政，为了邓本人及党的寡头们的子孙永享祖业荫庇，邓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坚持把毛像挂在天安门，坚持维护毛这面旗子。
躺在水晶棺材的毛后悔了，他高估了自己“对手”的道德节操，低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虎死余威，低估了自己培育出来的这个党的无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为扳倒中国赫鲁晓夫而玩命搞文革，为之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最后折寿早亡。结果，中国“赫鲁晓夫”没有出现，有如武林高手奋力击倒了“对手”，一看只是一具人形皮囊，由不得丧气懊恼。倘若不搞文革，像嘉靖皇帝那样颐养天年，他完全可能在天安门上多站十年二十年，还可能来得及部署江青或毛远新接班，不致让邓小平捡去了便宜。
想到这里，毛在棺材里捶胸长叹，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真心检讨：千古恨，何须兴文革？
《争鸣》2016年6月号
原标题：千古恨何须兴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