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第六轮贸易谈判将于本月底在华府举行，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近期向美国贸易代表提交报告，详述中共为达“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导关键技术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以及建议谈判首要目标应是改变中共的产业政策。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及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1月16日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提交的“美中贸易谈判优先事项建议”（Priority Recommendations for U.S.-China Trade Negotiations）报告中表示，美国商界认同USTR去年对中共展开301调查所获得的结论，以及担忧中共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干预经济的行为，威胁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
美商界怀疑中共淡化“中国制造2025”计划意图
报告说，北京正在大规模地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野心勃勃地想要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对于中共官员近期努力淡化该计划重要性的意图表示怀疑。
美国商会及中国美国商会在报告中说，根据其会员提供的证据，中共省级官员依据上级要求，正在致力于“深入、协调和持续性的工作”，以实现中央政府“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目标，使中国成为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和其它制造业领域的主导者。
美中谈判官员定于1月30日及31日在华盛顿进行第六轮贸易谈判，中共副总理刘鹤将率团访美参加谈判。
中共不能再将美商界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
这两个商会对华府及北京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份报告代表着美国商界领袖向北京传达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不能再将美国商业团体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对中共不公贸易行为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美国公司带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中共强制美企转让技术及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美国商会及中国美国商会在报告中的附件，详列了中共各地方政府为落实2025计划所采取的各项行政指导及法规细则，例如广东省当地官员要求当地中国企业要成为机器人行业的骨干，创建下一代信息技术系统，并将该地区发展成2025计划的“示范区”。辽宁省则对先进制造业和科学投资提供税收优惠。
在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共官员试图淡化2015计划的重要性。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需要改善政策体系”。
美商界建议美中贸易谈判三大优先目标
这份报告说，美中贸易谈判优先议题应是解决中共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商会中国中心（China Center）主席沃特曼（Jeremie Waterman）曾表示，长期来看，要求中共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无法解决美中贸易的核心问题（中共产业政策的根本改革）。
美国商会及中国美国商会在报告中说，美中贸易谈判要想解决中共不公贸易问题，必须达成“持久、可验证和可执行的解决方案”。就此，商界人士期待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制定各个领域的解决方法。
针对美中贸易谈判，该报告建议以下三个优先目标：
一、优先解决中共结构性问题
美中贸易谈判应优先解决中共经贸政策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导致不公平竞争和非市场经济的体制性问题。美国商界认为现行中国经济模式很难实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对市场准入和消除歧视性措施的承诺，中共的歧视性作法已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压力。
二、消除有关强制技术转让所有形式的规定及作法
中共监管机构经常对外国公司提出转让技术等不必要的繁琐要求，以此作为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先决条件。
此外，中共还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强制或诱导外商转让技术，包括对外商股权的限制、审批、标准、采购、数据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以及竞争和安全审查等。外商如果不配合，就会被拒绝进入中国市场。
三、解决中共数字经济监管规定的不合理要求
在缺乏国家安全合法根据的情况下，中共对相关领域实施的数据在地化、安全规范，以及优先使用国内技术标准的要求，对美国公司构成了直接和深远的挑战，因为这些政策限制了商业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并且影响美国数字产品和服务进入新兴市场。
商界人士敦促美国政府在美中贸易谈判中要求中共取消所有形式的在地化政策，并确保中共不会滥用国家安全要求，歧视外国公司及破坏竞争。
达成目标的两大步骤
该报告指出，要想达成这些目标无法一蹴即成，必须按部就班。美国商会及中国美国商会在报告中建议两个步骤。
第一步：确保中共改变其法律和政策
中共通过行政指导、法律和法规强制外商转让技术，因此首先必须改变这个监管结构，这也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第一步。
美国必须要求北京承诺在这些领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以及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及衡量基准、时间表，以及密集地监测制度，以确保其不仅对其法律和监管架构进行持久性的变革，而且还会公正地执法。
第二步：创建独立仲裁机制
美国商会及中国美国商会敦促美国政府与北京谈判一个新机制，以约束中共实现承诺，无法对美国公司施加歧视性待遇。
中共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不足以保证北京能够实现透明和非歧视的商业环境，因此，除了要求中共承诺结构性改革外，同时还要创建独立的仲裁机制，以对中共构成强而有力的威慑，以及确保其进行公平有效的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