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如果所谓的法治不能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本质，却总想貌似正义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时，那么，这种成为摆设的法律对那些苦难的人们来说不但毫无公平可言，而且还会让社会变得更加虚伪和混乱。虚假的法治只能自欺欺人，它在粉刷太平的同时，也把社会粉刷得更加黑暗。在一个没有灵魂救赎的司法系统里，所谓的执法只是将苦难者推向深渊，也就无异于又一次犯罪。
又到年关，又让我想起发生在去年农历新年前那个凄惨的案子。这凄惨倒并不只是因为暴力和苦难，而是因为这个案子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表面光鲜的时代里，处处暗藏着真实、悲哀和难以抗拒的残酷社会生态。
在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里，阅读许多案例，总会让我记起电影《悲惨世界》片首那句难忘的旁白：“······法律对穷人是残酷无情的。这些人因贫困而绝望，由绝望而走向犯罪的道路。”这句话对1802年的法国社会来说，描绘得既生动又深刻。但是，下面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愚昧、落后的19世纪初叶，更不是发生在法国或那些被他们称作“万恶”的社会里。
这是2018年春节即将来临前的上海，那里已经到处洋溢着节日喜庆的气氛。那时中美贸易战还闻所未闻，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看上去一枝独秀，日新月异。中国的新闻中，处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电视里，满屏都是“厉害了，我的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两个心中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年轻人，一个21岁，另一个22岁，他们循着大上海诱人的招聘广告，不约而同分别从四川和湖南来到这个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美丽城市，那是中国最最富饶和最具吸引力的第一大都市，他们希冀在这里能够寻找到那个耳熟能详、梦寐已久的“中国梦”。
他们俩人各自带着三、四千元的盘缠，这对大陆县城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算是一笔小数目了。他们找的第一份工作，广告上说月薪6000元，还管吃管住。但他们交给中介700元培训费后，便没有了消息。他们上当受骗后，便开始寻找第二份工作。有一个平面广告公司说看中了他们，但要先拍摄推广的写真，费用是每套2000元。写真拍摄完后，他们却被告知没有录用，这才知道自己又上了当。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他们的盘缠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在这个外表漂亮的城市里接二连三地碰壁，最后又苦苦挣扎了一番，弹尽粮绝、彻底绝望后，两个年轻人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去实施抢劫。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们的目标地点是江苏省昆山市，一个连续13年位居中国百强县首位、2017福布斯中国排行榜“最佳县级城市30强”第一名的富裕小城市，距离上海市中心不到70公里。2018年1月21日凌晨，这两个青年，一个名叫周标（化名），另一个叫贺西（化名），他们经过一番谋划，现在终于出现在昆山市的一条到处布满监控探头的中华园路上。
他们一前一后胆战心惊地接近第一个目标，实施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抢劫。但是结果却让他俩有点吃惊：对象看上去还只是一个少年，他们在他身上找到了数部手机和一些零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却拥有多部手机，这让两个劫匪感到有些意外。更令劫匪意外的是，这个孩子居然说自己也是同行，希望自己也能加入抢劫的行列。
根据这个孩子自己的陈述，这位名叫黄玉（化名）的未成年人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独自一人来昆山打工。但是他做零工却拿不到工资，就只能靠偷盗维生。那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就在他遇上周标和贺西被抢劫之前，他刚刚砸了三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窗，从车中盗窃得到了这些财物。后来，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周标和贺西对警方交待说，由于相同的命运，看着黄玉这么小一个孩子就露宿街头觉得他可怜，才同意他加入一起抢劫。
于是，他们三人实施了当夜的第二起抢劫案，受害人是李先生。被抢后，李先生立即拨打了110报警。他向警方报案称：他被抢去身上的全部现金75元和一部手机。劫匪还企图用李先生的支付宝在网上贷款后转到他们的账户上，但数次操作均告失败。他们持刀逼迫李自己操作，但同样没能成功。李先生说由于自己网络贷已经欠下了太多钱，信用透支，贷款已经贷不出了。
接到持刀抢劫案的报警后，就在警方利用天罗地网般密布的监控探头查找犯罪嫌疑人线索时，清晨5点多钟，警方110再次接到报警：莫先生说自己早上5点夜班下班后走在中华园路上，突然遭到四人抢劫。由于莫先生大声呼喊反抗，加上此时路上已经出现清扫马路的清洁工人，四名慌张的嫌疑人于是落荒而逃。但莫先生的报案让警方感到迷惑不解：李先生报案称遭到三人抢劫，莫先生又称遭到四人抢劫，劫匪是不是同一伙人？如果是同一伙人，那么为什么一会是三个人，一会又变成四个人了呢？如果不是同一伙人，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中华园路上就发生两起团伙抢劫案报警，这又意味着什么？
原来，就在周标、贺西和黄玉抢劫了李先生后，他们一起又实施了当夜的第三起抢劫案，那位被抢的受害人名叫张大俊（化名）。想不到张说因为找不到工作，已经把手机都卖了，他比劫匪们还穷。张在后来归案后的交待中说自己白天靠打零工，晚上躺网吧为生。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过着这种他自称“死循环”的方式生活。那天凌晨，张已经身无分文，被网吧老板赶出了门，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游荡，便遇上三人抢劫。但劫匪翻遍他的身体，除了随身携带的几件衣服，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值点钱的东西。当劫匪准备放他走时，他提出了一个请求：也要求加入参与抢劫。
于是，他们四人一起实施了当夜的第四起抢劫案，受害人就是那个被劫后报警的莫先生。由于当时莫先生极力呼喊反抗，劫匪们只能逃跑。此时，天已经开始朦朦亮了，在一起总共没有呆满几小时的四个劫匪散伙各奔东西，他们甚至连各自的姓名都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当他们被监控探头的录像顺藤摸瓜抓捕归案后，贺西和周标说自己真的没有想到，觉得自己挺可笑的，他们抢劫的对象竟一个比一个穷，抢劫中还不断有人主动要求加入进抢劫的队伍。
可怕的是，这个案例并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一线》栏目在2018年5月2日播出的一个法制纪实节目：“街角青年：三个年轻人为何走上了抢劫的不归路”中讲述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无意中向世人揭示了在这个表面上看似美好、繁荣和富裕的国家里，就算在最最富裕的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态已经到了何种可怕的地步！这个案例并非只是偶然和巧合的神奇组合，其中包含着这个畸形社会日积月累的全部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办案的昆山市中华园派出所副所长沈波说，这种扫荡性的抢劫还真没有见到过。沈波在分析不断有犯罪嫌疑人加入进犯罪团伙的动机时认为：他们如果抢劫成功，至少有饭吃，有地方睡。如果抢劫不成功，就大不了跑路。
央视的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四名犯罪嫌疑人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15岁。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其中张大俊15岁就成了孤儿。央视的节目主持人还貌似正义地说道：“或许这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种种艰辛和挫折，有委屈、也有心酸，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突破底线的原因和理由。”
或许艰辛和挫折确实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法律也无法为值得同情的罪犯网开一面，但是，对于这四名原本只想通过诚实劳动去换取生存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没有任何底线、也无法得到任何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国家里，还有谁能为这些不幸的人们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生存活路？我无意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开脱责任，也无力为他们的遭遇鸣冤叫屈，但对于任何一个良知尚存的旁观者，相信都无法视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这样一个贪污和腐败已经成为潜规则，掠夺和不公可以被美化成堂而皇之的荣耀，民生和保障可以被勿略，税金却可以被挥金如土地挥霍和用来装点“盛世”面子的社会里，那么，任何这种以生存为动机的被迫犯罪，都只能让我想起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纽约市第99任市长拉古迪亚在法庭上面对审判偷面包的老妇那个经典故事中所说的那句话：“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在一个权贵可以大肆掠夺和贪污人民的血汗钱，苦难的人们却走投无路，为了生存被逼得被迫犯罪的国家里，媒体不能去探寻权力突破底线的原因，司法不去寻根问底探究犯罪的根源，法律无法救赎失落的苦难灵魂，那么，这种虚假的法治对人民来说就无正义可言。如果司法维护的正是这种产生腐败和不公的制度，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话，那么，这样的司法本身便是犯罪的根源之一，已经彻底丧失了司法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