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祸害中国和中国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导致中共坐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安军事叛变以及两个主角，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不光彩的一页。
1936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到此视察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劫持扣留，导致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逐渐披露的历史真相和《张学良口述历史》都表明，西安军事叛变的发生绝非偶然，绝非如中共所描述的那样单纯是因为张学良爱国和想抗战，而是中共幕后策划、推动的结果。两个主角张学良是中共秘密党员，杨虎城的妻子和几个属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学良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为何要发动叛变？原来，当年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下，遭到致命打击的中共中央红军开始了逃亡，其北上的目的不是抗日，而是为了与苏联靠的近些。中共逃到陕北后，接到了面临着东西方战争威胁的苏联的命令，要其谋求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自此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防范中共，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中共为了瓦解国民党的剿共计划，采取多种方式向东北军、西北军渗透、宣传，并最终取得成功，一个重大突破是张学良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不仅如此，在西安军事叛变前，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三方已商议要组建一个西北国防政府，目的是联合苏联，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然后抗日。这属于什么性质？按照当下中共的看法，那就是“叛乱”、“叛国”。更令人震惊的是，“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
对此，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但对于他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事情，他都绝口不提。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以及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此外，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叛变前夜毛接到密电
根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之一叶子龙的回忆，在西安军事叛变的前一天，中共机要科收到张、杨发来的一封密电。电文是用文言文写的，并不太长。收到后，因有两个关键字不解其意，叶子龙等人琢磨了半天也没搞懂电报内容。
叶子龙没办法，用同音字替代那两个字后，把抄好的电文送给毛。毛看完电文笑了，对叶子龙说：“要有好事了。”继而让他把电报送给其他中共领导人看。第二天，就传来了张、杨武装挟持蒋介石的消息。叶子龙这才明白“好事”是什么意思。
而在西安叛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显然，从张学良、杨虎城叛变前发给中共电报、毛的反应以及毛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看，双方在事前存在勾结确凿无疑。
叛变后的各界反应出乎意料
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
而苏联的反应也更出乎张、杨的意料。在接到毛的电报后，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
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还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下，周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中共由此取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并利用国民党抗战的机会，让自己坐大。
张学良后悔已晚
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
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为，张学良曾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认为自己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十分后悔。晚年虔信基督教的他还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周恩来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背后
抗战胜利后，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代表中共参加的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突然发言，称张汉卿（注：即张学良）先生“于民族有功”，但“至今仍然被禁羁著没有自由”，因此“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他”。
对于周恩来的突然说辞，会场一片沉默，与会的国民党代表也没有马上回应。沉寂了一会儿，国民党代表邵立子回应道：“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意思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于家务事，外人置噱也无用。
应该说，负责代表中共与张学良联系的周恩来，对张学良是心怀歉疚的，毕竟是中共说话不算数，毕竟西安叛变让中共有了充足的喘息时间。这也是为何中共频频向张学良发出邀请，并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杨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
结语
不过，看清了中共嘴脸的张学良，终于在其有生之年，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不再给中共涂脂抹粉。只是当年的糊涂之举而造成今日中共祸害中国几十年的结果，自称“罪人中的罪魁”的张学良又怎么赎得清？
参考资料：
1、《张学良口述历史》
2、《聆听历史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