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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摧毁日记的革命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实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通过文革中“日记”的遭遇,和有习惯写日记的中国人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将那一场疯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进行的戕害,从一个常常会被人忽视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实的记录。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它的意义,绝非寻常。

林彪题字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

三、

发现受难者陈沅芷的过程颇为复杂。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25中学的学生告诉我,那里在1966年有一名老师被红卫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愿深谈(他那时是一名红卫兵),也确实不记得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记下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

1998年,韦君宜出版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文革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见该书第九章。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沅芷”的名字。因为书中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就设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学校询问有关详情。育英学校一位愿意帮助我的教员说,那里并没有过叫这个名字的老师。我很困惑。那时韦君宜还在世,但是已经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思痛录》写于更早的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惭愧的是,分司厅中学的受难者始终没有能找到名字。)

后来,有一名老同学看到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后告诉我,舒芜先生的妻子是个教员,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为文革后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芜的名字。这位老同学还给了我舒芜女儿的地址,他的女儿是一个文革后出现的新作家。

我写信给舒芜女儿却未收到回信,就给舒芜本人写信。没有地址,信是寄给出版社转交的。那时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传》。不久就收到了舒芜先生回信。他说,他的亡妻名叫陈沅芷,原为北京第25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原来,陈沅芷是第25中学的老师,难怪育英学校说没有这个老师。不过韦君宜并没有错。她是老北京人,第25中学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个私立中学。在众多的共产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只有韦君宜这一本,把她所认识的在历次“政治运动”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其中不但有她的亲戚和朋友,而且作为领导干部(她长期担任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她还一一写出了该出版社被集体送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后八名工作人员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陈沅芷在1958年调到第25中学以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韦君宜的下属。韦君宜在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写到陈沅芷,但是没有忘记她。正是这种对受难者的记忆和歉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追随一生的“革命”的批评,表现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则,使得《思痛录》这本书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陈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记直接相关。

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与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上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牵连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这样构陷做成。舒芜原来是和胡风等非常接近的人,由于他最先交出了胡风和他的通信并且揭发了这个“集团”,没有像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那样遭到逮捕关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还是被划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级处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城里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陈沅芷和舒芜在崇文区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时只有舒芜的母亲在家。舒芜被关在他的工作单位的“集训队”中不能回家,陈沅芷平常住在第25中学,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红卫兵看到了陈沅芷的日记。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记。那一年9月舒芜在八达岭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原来以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过国庆节,但是9月末宣布别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却不能回。舒芜写信通知了家人。陈沅芷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因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记本,所以现在无从看到原文。

红卫兵说这是“反动日记”,立即赶到第25中学(在东城区),把陈沅芷抓到崇文区的家中来“斗争”一番,又送回第25中学。

这样一来,陈沅芷在校中的身份就一下子从“普通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关在校内,和其他该校已经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以及红卫兵从校外抓来的“地富反坏右”等关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25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内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在北京第13中学,这样的地方叫做“红色恐怖刑讯室”;在北京第六中学,叫“牛鬼蛇神劳改所”。)

一名该校学生说,有一次“斗争”陈沅芷,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高高站在上层。“斗争会”结束后,他们把两层桌子推倒,陈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陈沅芷被关在校中两个星期,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死在校中,时年42岁。

她的丈夫舒芜从自己单位的“集训队”被叫到第25中学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一名红卫兵向舒芜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而死。”他们叫来了火葬场的收尸卡车,叫舒芜付了火葬费,命令两个也被关在“教育室”里的该校老师和舒芜一起把陈沅芷的尸体抬上了运尸卡车。

像当时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样,陈沅芷的尸体不标姓名地被烧掉,骨灰被丢弃。被红卫兵作为殴打关押她的“理由”的日记,也完全没有了下落。

十二年后,陈沅芷的家属得到了一纸她的“平反”书。由北京第25中学共产党支部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逝世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像陈沅芷那样被打死的人,仅仅在北京就有两千多人。同时,红卫兵还把十万多北京居民驱逐出北京,并烧毁和破坏了无数书籍文物。文革在这时候被推向了最高潮。但是在文革观念的引导下,打死“阶级敌人”被视为理所应当,像陈沅芷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的死亡,根本不被关注。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观念依然延续。在我1995年发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后,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质问:写这样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思?这种观念压抑了对文革受难者的历史记载。陈沅芷的丈夫和女儿在文革后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写到过她。是《思痛录》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领导人除了发动革命,也大力从事写作他们的文革历史来进一步确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则。1966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大型展览会,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两次用毛笔为这个“展览”题字,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林彪显然大力支持鼓励这个展览。1967年夏天,这个展览在北京最好的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苏联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后改名)举行。展览上有一张大幅图表,题为“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其中的“缴获品”有12种。在“枪支”“弹药”“凶器”“地契变天账”“反动旗子”后面,赫然是“反动日记诗文”,下面列出的数字是“6820本(篇)”。

写作了这“六千八百二十本(篇)”“反动日记诗文”的人的数目,显然会很大。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毒打和虐待?他们中多少人为此失去生命?实际上,关于红卫兵的“战果”的表格还有一个只在高层传阅的版本,那个版本上多几个栏目,一项是北京没收私人房产52万间,一项是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赶出北京的“黑五类”8万5千多人。

陈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间的一个人,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统计在内了,因为这个数字是作为“统计数字”用的,并没有附上具体的人名字。当然,很少人知道陈沅芷的名字,但是类似她所遭遇的这样的虐杀当时在北京完全不是个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公然进行的。这些行动当时一再受到官方媒体的赞扬和鼓励,而且一年后红卫兵的暴行在这样的展览大厅里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如果说陈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杀还可能解释为是个别红卫兵个人或者个别学校的红卫兵的残忍所致,那么,在这个林彪题字、江青等光临的展览会上,这些暴行显然已经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种普遍施用的“革命规则”了。

从展览大厅这张图表下走过的人,大概都会感觉到某种警告:你写日记诗文了吗?

在1980年代,给文革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给1955年所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那时候我数次听到年长的学者们议论到陈沅芷的丈夫舒芜。有一名老学者说得较重。他说,出卖师长朋友,可谓“无耻”。现在舒芜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人呢?

然而,议论归议论,从来没有见到真有人在书报上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曾经想过,舒芜并非有权有势批评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又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是禁区,为什么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当时他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以说明历史真相。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不但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讨论文革是被禁止的,从道德角度来批评谴责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许的。舒芜在1955年做了毛泽东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称作“告密”或“出卖”或“背叛”,不允许用中国传统的道德品质层面上的用语来描述和批评。

对于文革的发动,官方正式文件归结为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估计的“错误”。这样的解释明显不能说服人。于是,只有采取压制手段,不准普通学者出版印刷关于文革历史的文章和书籍。也正因此,文革历史长期以来被含糊其辞,日渐淡化消解,像陈沅芷这样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说她那招致杀身之祸的日记和北京那被红卫兵抄家收缴的6,820份“反动日记诗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数次访问刘美德老师。她195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化学老师。

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传记里面。

“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他们殴打老师、校长和“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还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吴素珍,陈彦荣和一名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学文革后清查文革死亡人数,把她列为“无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说,打她的红卫兵其实是知道从哪里把她抓到学校来的,只是他们不说。

在1966年,北京大学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为严重和残忍的学校之一。

目击者说,红卫兵在学校里“斗争”刘美德,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她说,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说《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了。红卫兵强迫刘美德爬上方桌子并跪在那里。高三的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名记者照完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类似的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在校中被毒打,脾脏破裂死亡。

因为想要叙述暴力怎样在北京“红八月”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三位数人的整整一个星期,我问起记者拍摄那张照片的日期。但是刘美德说不记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几名受访学生也记得这个场面。有一个女学生说,她当时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刘美德肚子里的孩子会掉出来。但是,如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们不记得时间,不记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没有人写日记。如果写,也不写这样的事情。

记录这样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个专门词语叫做记“变天账”,意思是要在“变天”后算账。加上当时住房狭小和抄家成风,这样的记录很可能被发现和报告。如果发生,那么想要“变天”就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大罪。

刘美德说,她以前是记日记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买最漂亮的本子来写日记。(记得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会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也许有点可笑。)后来看到别的人“出问题”是因为写日记,就不再写了。特别是,比她在北大上学时低一班的女同学刘品馨,1953年毕业后留校在数学系教书,因为日记上被人发现了什么话,被“斗争”了不知道多少次,导致精神失常。

读刘品馨的日记故事,只会让我觉得胸口好象被针在扎着。几年以后,我在采访笔记本上重新读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还想到,“品馨”和“美德”这样的名字含义相似,父母起名的时候都满怀希望要她们成长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没有想到过她们以后会遭到这样的苦难。

一个在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被访者曾经提到,她不写日记,因为听到过一个说法:“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来作罪证,言论其次,思想如果不说出来,就难以被抓住。1957年划的百万“右派份子”,就是由他们发表的谈话(甚至只是在小组会上或者个别谈话中)或写出的文章来定罪的。他们落入陷阱遭到摧残20多年。这个顺口溜是一个现实的描述,不是在开玩笑。

站在文革领导者的方面看,严厉惩罚“日记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共有六条。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规定”所说的“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其实一般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极少人做过,后果是专政机构进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课停工有很多“革命群众”可以协助,审讯手段残酷,导致这类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为新一轮镇压的借口。事实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发生之后,人们已经被训练得绝不再对别人说任何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话。人们谨慎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他们不敢公开发表任何批评,哪怕在发生了1959-1962年间数千万人饿死的明显的“人祸”之后,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文革要继续挖掘“阶级敌人”以进行“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人们的隐私写作如“日记”这样的东西上搜寻“罪证”。因为当人们不敢当众说真话的时候,还可能在日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另外,自从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数十万户之后,抄家成为可以随便进行的行动,搜索日记一类东西,可以明火执仗地去做。

“现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在1990年代,一个在1969年出生的读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问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时候被抓获的“反革命”叫“现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对。在文革后才上小学的人不懂这个词显然是个好事,至少那时候不会再发动小学生来抓“反革命”了。这个词在文革时代却是连儿童都懂的。那时候还发动儿童搜索和“揪斗”“现行反革命”。文革时代这个词和所谓“历史反革命”相对使用,后者指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前在旧政府担任过职务和曾是国民党成员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现行反革命”呢?未经历文革者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可能只是在日记上发了些牢骚而已,别无其他。

刘美德老师说,她现在只有“效率手册”,用来记录要做的和做过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说,“效率手册”和日记是不同的。

五、

当成年人不再写日记的时候,年轻人怎么样呢?文革中被“打倒”的确实多半是年纪较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文革看起来像是一场青年打倒老人的革命。法国的一名著名左派教授Alain Badiou(1937-)在2005年还在强调这个方面并且作为全盘肯定文革的重要理由。然而,实际上,青少年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文革时期自由自在充满欢喜呢?

1966年时L是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后来在美国成为数学教授。他在1996年借开会之便,来到我的办公室访问,因为他看到了我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他告诉我,以前他对文革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67年的武斗,却不大记得1966年的事情。他说这一定是因为他的记忆被一度“堵塞”了。

他说,他的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不算严重,也已经在文革前十年去世。他功课不错,初中时当过班上的共青团支部委员。1963年进了高中,因为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他在班里的地位渐渐变了,但是还可以。他记得1966年8月1日他还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后来学校里贴出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8月13日,高一有几个学生贴大字报批评这副对联,是这个学校里唯一的反对的声音。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去支持这张大字报。因此他被围攻。他想起8月1日全班还一起打篮球,不明白怎么十几天中有了这么大的变动。

他的班里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是“红五类”家庭出身,当了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他的学校的一个红卫兵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话。有十多个老师进了学校的“劳改队”中,轮流被打。有一个老师被逼在操场上学狗爬和狗叫。他的红卫兵同学在1966年9月抄了他的家,把家里翻得一塌糊涂。抄家时把他的日记拿走了。后来,两三个月后,有人还给了他日记。但是他心很灰。他烧掉了还回来的日记。后来也没再写。

当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W是倾心交谈的人之一。她在1966年时是北京第八中学初一的学生。(八中一直是男校,但是在1965年招收了男女生混合试验班。)她曾经被同学开会“斗争”。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人在她的碗里撒了沙子。只因为她不是红卫兵而在与同学的谈话中批评了红卫兵几句。

尽管1966年夏天她还不到14岁,在那所学校的时间也短,可是她却比别的人更清楚地记得学校里被打的老师和学生的名字——这是我后来向别的人核对事实时发现的。这样的倾谈使人感受到她的同情心、善良和敏锐。她告诉我她在初中的时候一直写日记。“那些日记还在吗?”我问。她说不在了,而且,她在文革中停止了记日记。“为了什么原因呢?”我又问。她楞住了,说:“我只记得是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停下来的。但是,那件事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想想看。下次告诉我。”我说。可是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还是没能想起来。

是的,停止记日记的具体原因是不会被写下来的。也许,再也不可能想出来那个事件了。这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难题:我们难以发现我们失去以往生活的记录的原因,因为那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并也被当做了不准记录的东西的一部份。

也有年轻人写日记。Z在文革开始时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她说,她那时候写过一些笔记,而且还保存在父母家里,因为她母亲总是仔细地为她保存着从过去生活中留下来的东西。找出来以后,结果是她和我都非常失望。因为在她的笔记中,那个当时流行的红塑料封面本子里,只是抄了一些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还有“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感想”,写的都是当时官方报纸上的话,没有她的个人感受,也没有记述什么学校里面发生的具体事件。

X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十岁,小学生。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养成过写日记的习惯。回想起来,他很有些惊讶,因为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如此“成熟”,知道写日记,写诗,写文学作品,都非常危险,所以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冲动。他说,认真想一想也不值得奇怪,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成熟”。

D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岁。她写过一年日记,在她八、九岁的时候。这些日记写在不到手掌大的薄薄的笔记本上。每一篇都很短,其中夹杂着很多拼音和错别字。她的母亲是个教员,重视教育,所以那时候仍然要求孩子写日记以学习写字和表达。其中有一页上写到,小孩子吵架(这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事情),一个叫“林红”的孩子(也是8岁)说:“你们不能骂我。我是林副主席的林,红太阳的红。骂我就是反革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孩子吵架用语言。)

那是1970年。“林副主席”是指林彪,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党章规定的毛的“接班人”。“红太阳”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对毛泽东的称呼。对毛泽东的这种称呼有一整套,主要是由林彪提倡建立起来的,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提升到那个位置的原因之一。文革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学会了这样的关于“反革命”的逻辑。

D在一年多后就停止了写日记。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击排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的风气,在1973年文革领导人还号召全国学习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反“师道尊严”和反“修正主义路线回潮”,那时候的小孩子都不会用功学习文化知识。他们的童年,没有什么功课,也没有什么考试,这也许足以让天天要做家庭作业常常得参加考试的孩子们羡慕。然而,骂别的孩子是反革命的童年(那也意味着自己可能被骂为“反革命”),因为怕危险而连写想日记的冲动都没有产生过的(坚持写下去是另一回事)少年人,是自由和快乐的吗?

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现实恐怖和迫害,一方面是文革对人性中懒惰粗野的纵容和激励,使得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写日记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低于他们的上一代人。

六、

郑培蒂老师1962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教授公共英语。她从小一直写日记。她的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那时派在西藏工作。他们之间有很多通信。路途遥远。前一封信的回信还没到,后一封信就发出了。所以他们制订了一套信件编号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号码,信上的交谈不会弄岔。文革一开始,看到年纪较大的教授干部被“揭发”和“斗争”,他们虽然因年轻还不是重点对象,看到针对别人的恐怖行动,他们也很紧张。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来探亲,他们俩在北大校园的红湖游泳池边,把她大学时代和留校教书以后所写的日记,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全都烧掉了。那些编了号码的信原是他们夫妇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从那以后,郑培蒂停止了写日记。因为后来不再写日记,她已经记不得她的日记是哪一天烧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时候的日记留在父母家。郑老师中学上过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我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女三中孙历生老师的悲惨遭遇,最早是她告诉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谈话。她的正义感和对受难者的同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时候,这些日记被从父亲的工作单位来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亲是北京城市建筑委员会的工程师,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儿的日记当成父亲的了。郑培蒂小时候喜欢攒新钞票,拿到新钞票就收起来,舍不得用。她把这些新钞票夹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子里。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这些日记本从其父亲的单位里被归还,不过夹在日记中的那些新钞票都不见了。说起那些查抄他人住宅窥探他人日记的文革积极份子,他们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还有这类丑行。

因为失去了日记以及不再写日记,回忆文革历史的时候,为了确定某个事情的发生时间,只好以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记录在案的社会大事件为基准来判断。例如,在她生第一个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冲进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楼,押上一辆卡车,同时其他学生留在那里开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记、书信、笔记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来。她被押在卡车上拉到北大。进了北大南门下了车,有人从她背后用一个帆布袋子把她的头蒙住,又有人塞给她一根棍子。她什么也看不见,被棍子牵着走,进了一座楼,上楼,进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她头上的帆布袋子被打开。对付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28岁的英语教师,用得着这种布袋蒙头的做法吗?显然这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学生和当时的西语系“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审讯,还被强迫在审训记录上按了手印。因为平常生活中从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动。当天夜里,她被关在那个楼里的一间小房间里,手脚都被绑着。奶水涨得不得了。但是她不能动。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关而被记住。

郑培蒂被西语系“文革委员会”的人押到校医院打了一针,止住了奶水。医生不敢不照办,只是小声安慰她:“这没关系的。”然后她就被关进了北大“牛棚”。那里原来是八个简易外语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改建为校园监狱,关押过200多名北大教职员工。那个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轮美奂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

1968年6月18日,被关在“牛棚”里的人被叫出“开会”。从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始,校园甬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几百米长。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树枝和铜头皮带。“牛鬼蛇神”们排成队从路上走过,被夹在中间。棍子鞭子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都低头弯腰,只看到甬道两边很多人的脚。天气很热,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单衣,走过这种“夹鞭刑”后,单衣被打烂了,双臂皮开肉绽。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长袖衣裤,这样被打时就伤得轻些。但是郑培蒂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什么日子。两年以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有学生发起了对六十多个“黑帮”实行暴力攻击。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学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斗人者把厕所里的垃圾篓子套在被斗者头上,强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当时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7月25和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一翻案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红卫兵的残暴杀戮,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后几次“纪念”这一事件,都把这个日子当作一种光荣来纪念和庆祝。每次“纪念”都伴有“斗争会”,简直像是“助兴节目”一样。这次两周年“纪念”,是最为狂暴而邪恶的一次。

郑培蒂因为忘记了“618”这个日子,没有预先穿上长袖衣服以备挨打。近年来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有时候被引用,“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说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听起来多少有些抽象。在郑老师那里,忘却了这个日期的后果非常具体,是一场原已非常严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残的加重惩罚。

郑培蒂被关押了近一年――用了这样的不准确的时间词,是因为没有日记,没有记下她是哪天被放出来的。她只记得,她过生日的时候还被关着。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从家里被抓走关起来的。

她被关在大“牛棚”里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关在27楼。在那里,她每天晚上可以离开27楼去外面的锅炉房打开水一次。她设法通知了从西藏来探亲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严寒中,她的丈夫悄悄来到锅炉房外面等着会她。他在大衣袋里给她带来几个金橘,一种生在温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连皮吃的特别的橘子,是她最喜欢的水果。这种约会很快被专案组发现而不能再继续。只是这一天的日期,因为这特殊的生日礼物而被牢牢记住。

郑培蒂被关押“斗争”的“原因”,是因为她的一个表舅是老共产党人,曾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同居,远在毛和江结合之前。郑有一次告诉了一名是同学又是室友的人这件事。这是事实。但是说出这样的事实被认为会影响毛泽东和江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她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她刚被关起来的那几天,从北大校园到海淀镇上都贴满了“郑培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标语。

1980年代,郑培蒂在电视上教授英语,她的教学方式和风度气质给观众学生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郑培蒂再次开始写日记是1982年,十六年之后。再次开始的日期不会被忘却,因为那已经被写下并被保存着。

《黄花岗》2006年第3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黄花岗》2006年第3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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