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共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毛泽东创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是：日寇侵占我东北后，蒋介石痛感各党派不团结不能御敌，即向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建立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却遭毛泽东一口拒绝。1936年因苏联受到德国和日本进攻的威胁，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蒋介石从驻苏使馆得到此讯息后，十分高兴，当即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牧师（中共地下党员）到西安，与中共人员洽谈，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才接受蒋的建议。几经谈判，中共决定撤消苏维埃共和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陕北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和提供军饷枪械，红军帽徽由红五角星改为青天白日，于是国共两党开始团结抗日。
“西安事变时毛泽东设法释放蒋介石”-----事实是：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被张学良扣押，中共知道张有领袖欲，就怂恿张与中共联合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推张为主席和总司令。毛泽东朱德等建议张杀死蒋介石，张亦有此意。这时突接斯大林指示，说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战争，有能力有资格领导抗战的人只有蒋介石，中共应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毛泽东准备先下手为强，杀了蒋介石再说，这时又接到共产国际电令，严词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指责张为汉奸，张扣押蒋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张把蒋释放了。当时蒋正率60万大军围攻3万中共部队，准备一举歼灭红军，西安事变使剿共再一次失败，所以人称张学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张的政治野心则告破灭，张曾后悔说：我上了中共的当了。
“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抗战开始时，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担心自己无力抵抗日军进攻，邀请中共派部队进山西协助防御，协助组建新军，派干部帮助他的“牺牲同盟会”加强地方政权。中共应邀派八路军三个师和大批干部到山西，但后来中共施展统战手法，使阎的新军叛变投入八路军，全省105个县中75个县的县长都成了中共党员，阎的省政府变成了他不能指挥的空壳，阎对中共反客为主、雀巢鸠占十分气愤，要求中共撤出部队和政府及社团中的党组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阎就派他的旧军进攻八路军遭到失败，这样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是：中共占领山西后，又派八路军进军河北、山东发动内战，消灭了两省敌后的国军，逐出和消灭了两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国民党的抗日根据地变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随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向驻防苏北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进攻，黄桥一战消灭韩部一万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苏北。这时新四军总部所率一万名部队也正在安徽不断向四周扩张，国民党因敌后根据地不断遭中共侵夺，感受到很大威胁，军事委员会下令新四军总部所率部队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线路径北渡长江，毛泽东原已同意这条北撤路线，却又密令副军长项英率部改向东南方向，在江苏镇江渡长江前往苏北。毛的意图很明显：让北上的项英部与自北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夹击韩德勤部，将韩残部几万人彻底消灭。国民政府随即以违反军令为名，派大军包围向东南行进中的项英部队，经七天激战，项英部队损失七千人，其余的，经国民政府指定路径安全北撤归队。苏北韩部不久被中共部队歼灭，苏北又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以上两次所谓“反共高潮”，实际都是国民党为抵抗中共侵占其敌后根据地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是中共主动挑起，中共宣传倒果为因，隐瞒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说成“反共高潮”。
“共产党抗日最积极”——事实是：毛泽东不愧是杰出的宣传家，他的抗日口号喊得比蒋介石响，还写了《论持久战》等著作，从他的言论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抗日的人，但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与毛打过四年交道的苏共弗氏说：“毛泽东的话与他的行动往往正好相反。”事实表明，毛是个阴媒家和说谎家。如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宣称要坚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团结抗日，他还动员各将领联名给蒋介石发致敬电，称颂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同时却向将领们发出号令：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为今后夺取政权打基础；在统一战线中，要掌握领导权，要和顽固派、投降派（指国军与蒋介石）做斗争；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不要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以后他对党内干脆把抗日战争称为“日蒋矛盾”，表明他与抗日无关，他已退出了抗日阵营，专心致志于打内战了。苏共弗氏写道：“中共领导阶层把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占夺国军控制的土地，不择手段来达到此目的。中共这种活动，显然损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国人民的许多牺牲。”“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几百万人流血与苦难，不幸与忧伤，对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产党将实行民主宪政”——这是毛泽东抗日后期向国内外发出的最强音。这时他看到抗战快胜利了，国军已被日寇严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已占领了从陕北到华北再到华东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队己扩大到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改朝换代的野心快实现了，为了迷惑国内外人们站到他一边，就在会见美国政要、中外记者、中国各党派人士时大唱民主赞歌，宣称他要实行美国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要实行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宣传毛的民主宪政主张，一时蛊惑了美国大使、特使、中外记者、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纷纷到延安去朝圣、会谈，美国大使赫尔利甚至与毛签订了合作协议，中国一些党派开始站到中共一边反对蒋介石专政，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景，对中共心响往之。可是毛泽东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毕露，在中共战时统治区和后来的新中国，专制独裁远远超过了蒋介石，超过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上当受骗了。
和平谈判
日寇侵华，正如俗话所说：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财力军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国，于是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毒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与日寇和谈，由于两人对抗战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他们与日寇谈判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沦陷后，日寇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起先拒绝，由于党内外不少高层人士（如于右任、胡适等）对抗战前途悲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长的秦德纯赴香港与日使谈判，蒋的要求是完全恢复芦沟桥事件前的领土主权，日方则提出苛刻条件：承认伪满州国，赔偿战争损失，订防共条约、经济合作条约，华北驻军等，蒋认为丧权辱国，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条件，不谈赔偿和伪满州国，其他大体不变，蒋拒不接受，日又请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又被蒋拒绝，蒋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日寇恼怒，公开宣布不再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以财力己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与日谈判，蒋获知后严词批评，后悉孔仍在与日谈判，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联日反蒋），他主动派人与日方谈判。据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不经政治局委员们同意，由军委秘密电台发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同时停止中共对日汪的军事行动。”又据苏共弗氏记载：“我看到一份新四军参谋部的报告，它确切地表明，中共领导层与南京日本派遣军参谋部之间有着长期不断的接触，双方情报传递的终点是南京和延安。”随着众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泽东与日汪的合作关系逐渐清晰了。
原来饶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后，就把中共与日汪商谈反蒋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情报部长潘汉年。其实潘早在1939年起就与日寇驻香港和上海二个总领事馆特工建立了针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交换”关系，接到毛的指令后，潘轻车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产党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成为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即偕同去见日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岩井见潘己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潘“特别通行证”（各地通行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秘密电台与延安和新四军通报，并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让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随后就带领潘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也热烈欢迎，隆重接待，经几次商谈，商定了合作办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见汪精卫（影佐是汪伪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动须得影佐批准）。这样潘就与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苏共产党员，被捕后成军统特工，后又成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调查统计部长及江苏省主席）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汪原是毛泽东的恩师（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任副部长）对潘更显亲切，即邀请毛派人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则对汪表示：如汪与日合作有困难，欢迎汪到新四军来。潘与汪也谈妥了合作办法。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虽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因是毛泽东的抗日言论喊得比蒋介石响，日寇怀疑毛心中有诈，暂时不敢轻信）但仍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保持和平共处；（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顺畅；（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药品和通讯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不予阻挠查扣。以上合作办法使日汪与中共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抗击和威胁，得以腾出大量兵力来进攻蒋介石的抗日部队，同时因平汉、粤汉等铁路不再受中共部队破坏和威胁，日本国内和在朝鲜、东北的兵力可顺利经铁路送往东南亚进攻盟军（海运受英美海军所阻），并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运回国内。至于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扫荡的保证，可以放手大胆地抢占国民党的敌后根据地和扩充军队，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就实现了毛泽东“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
潘汉年的活动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发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遭到残酷镇压，从上海副市长任上撤下，长期投入监狱，直至病死在湖南劳改农场，官方宣布的罪状是：“瞒着党中央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但毛去世后，党中央成立专案组对潘的历史审查了几年，发现他的一切活动都经毛泽东批准，根本没有“瞒着党中央”和“违反党纪”，而且他也主要是与日寇商谈而不是与汪精卫商谈，可见他的罪状隐瞒了重要的情节。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显然因为潘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罪证，毛担心潘对此有所泄露，毛就会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罪名遗臭万年，为了他的“名誉”，他才下狠心对潘栽赃和灭口，正象他后来对彭德怀、刘少奇、高岗、饶漱石等栽脏灭口一样，反映了他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一贯手段。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毛的卖国罪行昭然若揭，能掩盖得住吗？
中流砥柱
中共和国民党都自称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据《辞海》解释，中流砥柱是指支撑危局，担当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条件来衡量，不是谁自己说说就算数的，用什么条件来衡量呢？就是看谁参加的战役多和大，谁杀伤敌人的数量多，谁的牺牲大，谁对抗战的作用大。现在就这几项作个对比：
参加战役数——蒋介石的国军参加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部队打了平型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两场小仗后再无战斗记录。
杀伤敌军数——国军杀伤日军198万4千人，其中日军战死48万人，其余为战伤。中共部队杀伤日军：平型关战役1千多人，“百团大战”1千多人。这两次战役以后，再无任何记录。杀伤日军将领为：国军杀死日将领126人，中共部队杀死日军将领3人。
国共两军牺牲人数——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千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千人，空军阵亡4300人。中共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死伤千余人，在“百团大战”中伤亡1万1千人。自这两次战役后再无伤亡记录。国共两军阵亡将领：国军阵亡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中共阵亡团级以上军官5人（大部分为内战中阵亡）。
（中共平型关战役是山西会战的一部分，是伏击日寇的一支辎重车队和护卫队，缴获日汽车80辆与一些物资，消灭日护卫队约千人；“百团大战”为破坏正太、同蒲铁路和车站及矿山，遭日军扫荡，牺牲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