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要帮助深陷债务的地方政府在这个秋天能得到更多贷款，让他们可以重新启动停滞的基建工程。
坦率地说，当我半年前分析中国政局与中美贸易战态势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中方的立场和处境会变得今天那么被动。中国政府当初的立场和主张是“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或“以强硬对强硬，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将奉陪到底”。它还严厉地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并把责任完全归结于美方，自己则坦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如今，因为国内经济下滑以及对贸易战的担忧加剧，中国共产党对当下形势和自身处境似乎已经不那么自信了。习近平上月在北京紧急召开的省部级领导防范”重大风险”研讨班，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
那么，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形势和中美关系上的挫折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我近几个月跟几位“红二代”，及一些中外专家进行了交流，试图寻找信号和线索。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我认为，在政策方针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除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以外，在党内高层内部对目前的形势似乎也有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正因为这方面的压力，习近平或许在中美关系和经济问题上试着调整政策或对策，甚至要转回更加市场化、对外开放的道路上。
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6.6%，录得自1990年以来最低。当然，中国政府早就做好经济“软着陆”的准备，通过降低利率、财政刺激、利用房地产市场等方式避免经济快速下行。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比这些数据更加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于12月发表演讲时介绍，根据一个机构的研究小组内部发表的关于2018年中国经济的两种数据，一个是同比增长1.67%，另外一个是负增长。至于中国能否克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未知数。
去年11月底，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跟该院院长姚洋讨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影响非常大”，并向我介绍说“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甚至是负的”。他指出贸易战对企业家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不容忽视。我在北京、广东、香港、华盛顿等交流过的若干位有识之士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我无法验证各个说法以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了解经济形势严峻性的，并在贸易战的问题上较为明显地转变了立场。
12月初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上，习近平对特朗普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这与之前强硬的表述截然不同。近几个月以来，中方已停止加征新的关税等，因为担心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年1月，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张“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总理李克强则在早几天召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上指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方面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预期，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应对困难挑战的充分准备。”
如今，跟意识形态领域相比，经济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如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稳定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刚刚迎来建交40周年的对美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共的合法性。以“战略竞争关系”为时代背景的贸易战，以及与此相关的华为孟晚舟事件等都必然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
我于21世纪初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期间，老师们向我们强调的观点如今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对美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外部因素”；“改革开放首先是对美开放”。去年中美关系因贸易战而陷入紧张时，中共外交部的高官也给我讲过同样的话。意思很清楚，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如今，我们从中共高层的动态确实可以看到试图调整经济政策的一些信号，即使此刻还难以判断调整的结果和方向。
中共官方似乎格外担忧民营经济对整个国家治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9月底在东北三省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仅仅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又携手李克强大力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
中共官方或许会解释“因为两者都很重要”，也可以同时宣扬国企和民企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但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初步解读就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共高层感到担忧，光从自力更生的角度强调国企的战略重要性远远不足以拯救局面。
中央对经济形势和自身政策的反思，也反应在11月初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四家官媒时罕见地承认中央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他说，“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那么，上层建筑有没有受到挑战？经济形势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一名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广州对我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习近平在党内遭遇了批评，因为没把经济搞好。跟本文中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以及官员一样，因话题的敏感性，他不愿署名。
他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而现行的政策就是习近平定调的，实际上就是批评习近平。据他的说法，“现行的政策”指的大概是在党能够领导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认识下忽略市场逻辑和原理，轻视真正懂得经济政策、具有丰厚经验的同事。他说，党应该多让真正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发挥作用，比如李克强和韩正。
我很好奇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以为今天在党内没有人能够批评习近平呢。”
这位认识习近平、熟悉习家的“红二代”回答说，这是外界的误会，尤其是常委，任何委员都可以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习近平也会倾听这些意见，习近平是一个先倾听意见，后做决策的人。
根据这位人士的介绍，在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实际上已经遭遇了一些批评。类似的说法，我在华盛顿也听到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根据跟中国共产党内部人士的交流跟我分享说，在北戴河会议上，党内一位元老劝告习近平不要搞个人崇拜。“但总的来说习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挑战。”
另外一名熟悉经济事务的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北京对我说，党中央没把经济搞好，李克强则从中获利，提升了影响力。他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或多或少脱离了习近平原来的调子，是基本按照李克强的想法走。
我重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它强调“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并呼吁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同时“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而该会新闻稿没有提及国有企业，却四次提及民营企业。
从这些内容，我能够感觉到，这与习近平之前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绝对领导的调子有所不同。李克强则在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接下来的政治议程看，3月上旬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最终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协议，尚待观察。另一个是“两会”，李克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将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为多少。前年和去年为“6.5%左右”，假如今年也继承原来具有一定弹性的“6.5%左右”，或许表明中共当局有一定的信心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顶住下行压力，支撑经济增长。但假如略有或明显下调，就表明中共当局对经济形势的信心不足，预期不明。
不过，我们不必也不该把本文所提到的现象理解为“习近平的权力下降，李克强的地位上升”，甚至把它解释为“习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之类的。这在我看来大概是过度解读。
通过近几个月以来的党内讨论，习近平或许也主动认识到了通过缓和对美贸易战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为此积极发挥民营企业的紧迫性。另外，习近平始终信任和重用的人，如王岐山、刘鹤等接下来也会配合习近平以更加注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式来实施经济政策，以便保住习的权力基础和地位。
此刻，我们还是不能断定习近平的权力遭遇了威胁，我个人则倾向于把上述场景解读为中共党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平衡，即使是习近平这一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理论上可以终身在位的党的核心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其权力必然受到来自党内党外一系列的制约。
正如一名负责对美事务的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对我说的：只要在体制内，任何一个人的权力都必然受到制约，包括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