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往，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是“权力和财势的结盟”。
这样的论断，似是而非。
首先，蒋介石当时已经下野，手中的权力已经解除。他是在武汉汪精卫集团和桂系集团合流，全力排斥的不堪情势下，于1927年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开南京去奉化，蛰居雪窦寺韬光养晦。尽管当时不少人希望他重新出山，但依据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蒋介石日后的成败与政治前途，犹在未定之数，谁也难以保证他能否东山再起。所谓政治婚姻说，就蒋而言，显然是对他重出掌权后的一种推理，在史学上犯了将后事强征以前的论证错误，在逻辑上属于倒果为因的错误推理。
其次，当时的宋家并非如论者所言是“上海最负盛名的资本家”，只是一户较为富裕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无论就其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与沪上闻名的资本家不能同日而语。他既不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不是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的成员。1918年宋嘉树逝世后，其妻倪桂珍没有出外工作，充其量只是依靠丈夫在世时的积蓄和母家遗产过活，生活仍优裕，但谈不上“财势”。所谓“上海最负盛名的资本家”云云，无疑是夸大其词。
再次，宋庆龄虽是孙中山夫人，但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坚决反对小妹美龄与蒋结合。蒋介石本人早在永丰舰炮轰陈炯明叛乱时，因随侍孙中山左右而获得孙中山信任，后又被孙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北伐战争中成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国民党中，无需再以寻求孙中山的声望地位作庇护，又何来想通过与宋家联姻以谋求党、政界好感与支持呢？
可见所谓政治婚姻之说，在史实上、逻辑上都成问题。其间，不排除党派攻讦、推波助澜的色彩。
其实，蒋宋结合，主要是基于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真诚爱慕和长达五年之久的不懈追求。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1922年12月宋子文在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的社区基督教晚会。在晚会上，蒋一见宋美龄，立即被她的青春容貌、雍容华贵的气质所吸引，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蒋当即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双方有所交谈，并且相互交换了地址、电话。
事后，蒋向孙中山透露了自己的一见钟情，希望孙中山居间介绍，并称自己与原配毛福梅已经离异。孙中山对蒋本有好感与信任，表示此事需要和夫人宋庆龄商量，征询她的意见。不料宋庆龄坚决反对小妹与蒋结合，据说她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她嫁给蒋介石。孙中山为蒋撮合之事由此告吹。
蒋介石并不死心。1927年，当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攻下上海并发动“四一二”政变，权势达于鼎盛后，自以为事业有成，便于4月底5月初，拜访了位于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宋宅，再次与宋美龄相会。这一次，他底气十足地向宋美龄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正式提出了求婚要求。宋美龄尽管心有所动，但表示必须征得母亲同意。宋家事后开家庭会议讨论，倪桂珍以蒋介石已结过婚，又不信基督教而断然否决。大姐宋蔼龄则支持小妹与蒋结合。征询宋庆龄与宋子文，不用说当然也持反对态度。于是联姻一事便搁置下来。
不久，蒋介石因宁汉分裂，被迫下野，跑到奉化雪窦寺聊避世事。但他爱宋心切，不停写情书追求宋美龄。蒋在一封情书中说，自己已无意政治活动，并检讨以往对功业叱咤自喜，无异梦幻，大有不堪回首之叹。按之当时南京方面有不少人希望蒋复出并为之多方奔走的实情，蒋这些话似有故作姿态之嫌。他对下野并不甘心，决非心如止水。这或许是蒋以悲情打动宋美龄芳心的一种追求技巧，所以信末以自己当下的不堪处境，试探宋美龄的意向，耍了一点小伎俩，“不知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也是一见钟情。她于1933年在重庆时曾对人谈起和蒋婚恋的经过，说她为什么爱上蒋介石，最根本的原因是她自幼就崇拜英雄。她多次听到二姐夫孙中山夸奖蒋介石，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当她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遇见蒋介石时，就感到他确实是个英雄人物，而且比二姐夫长得英俊。因此她当即给予青睐，假以辞色，几度用上海话和他接谈，并应蒋的要求，告诉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她母亲过生日，是她电话邀请蒋来家做客的。她说她的婚姻决不是大姐宋蔼龄促成与包办的，自始至终是自己主动的。
由此可知，蒋宋结合完全是宋美龄自己的主意。宋美龄这种心态和婚姻自主的表现，就她少女时代在美国接受的文化背景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永恒主题，就是英雄和美人。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新女性，在对待异性追求上，重视自己选择，不为父母之命的传统所束缚，敢爱、敢表白，完全合理，也完全正常。
蒋介石的不懈追求终于有了结果。1927年9月，他从奉化回到上海，与心已归属的宋美龄相会。9月16日，由宋蔼龄出面，在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界宣布两人已经定情，将喜结连理。9月28日，蒋介石自上海启程出访日本。在宋子文陪同下，他去有马温泉拜会了在此地休养的宋母倪桂珍，征求老人家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倪桂珍已被女儿说服放弃了原先的成见，表示同意。蒋介石兴奋异常，回到下榻的旅社，情不自禁地对旅社老板娘说：“成功了！婚约成功了！”
1927年12月1日，蒋宋在上海结婚。当天，先在宋宅举行了简约的教会婚礼，由主教余日章为主婚人。然后在大华饭店举行盛大豪华的世俗婚礼，来宾云集，各界名流咸与。陶醉在鲜花美酒中的蒋介石，看着身披婚纱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由衷感叹：“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
二
婚后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相互促进、互补短长，走完了各自生命的终点。在宋美龄关爱、熏染下，蒋介石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他皈依了基督教。从此终生不渝，再也没有改变过信仰。1930年，蒋介石兑现了他求婚时的诺言，受洗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夫妇俩每逢礼拜六，都要到教堂做礼拜。在日记里，蒋介石经常把发生的人生和家庭的喜乐，都归结为上帝的恩赐。
其次是品性。蒋自婚后，在男女关系方面，堪称蒋氏集团中无可指责的典范。
1927年蒋宋联姻之后，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柔情体贴下。在与宋美龄相濡以沫的漫长岁月里，蒋介石的私生活没有绯闻，比之那些手握重权的新旧军阀，实在值得称赞。
再其次，蒋自婚后，在饮食起居方面也一改以往奢靡，自奉甚廉。
据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张国淦的回忆，说他同袁世凯吃饭是“饱欲死”。袁请客大方，鱼肉满桌，且常往客人碗里夹菜，几欲使人“肚皮胀破”。同蒋介石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怎么好意思下筷吃呢？“所以赴他家的家宴是活受罪！”
这种说法当属可信。我曾参观过位于峨嵋山红邨坪的蒋氏夫妇居室以及蒋逃离大陆前奉化老家的蒋氏夫妇卧房，对室内家具布置的平常和一般，我曾问过管理人员，得到是按原貌布置的肯定答复。
最后，蒋在军政举措中，也由以往独断张扬逐渐变为可以听取不同意见来改变统治手法。
蒋在婚前执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独断张扬，招致了党内政敌的攻击。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中，指责蒋“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这虽有派系矛盾、宁汉分裂的政治因素，但联系到蒋以往常有动辄易怒、打人、骂人、辱骂同僚、同事的习性，说他专横，为所欲为，确实切中了他处事方式的要害。
婚后，蒋力图修饬以往军阀专权的形象。1933年听取宋美龄意见，搞了一场所谓“新生活运动”，以“亲民”的姿态出现。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听取胡适等人意见，自1935年起，将一批银行家、报人和学者如张家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等人延纳进政府，授以高职，造成一个“文官政府”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受宋美龄影响，逐渐改亲日为亲英美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变化，除了政治需要外，与宋美龄的关爱、熏染不无关系。宋不仅在生活上对蒋倾心照顾，而且在公开场合，以其端庄凝重、体贴入微，给蒋扎足了“台型”，造成了一对贤伉俪的公关形象。所以抗战初期，《申报》对宋有“相夫贤德”的评语。即使是当初反对蒋宋结合的宋庆龄，在1940年时也说过：他们“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爱他，蒋也真心诚意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可以说，蒋介石的成熟和作为抗日领袖的品性，是在与宋美龄结合之后。就此而言，蒋介石离不开宋美龄。
三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既是蒋介石事业的得力助手，又因此得以施展其个人才能。蒋宋联姻，为宋提供了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女强人的机缘。
婚前的宋美龄，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大学毕业后，于1917年回到上海，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工作，表现出良好的工作能力。
与蒋介石结婚后，特别是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以后，她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等方面，为蒋政权做过不少贡献。
政治方面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1936年化解了“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危机，间接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确保了张学良的生命。
当蒋被扣押后，国民党一片混乱。以亲日闻名的何应钦联合戴季陶等，竟力主张“讨伐”，空袭西安，并电促汪精卫自德回国；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法解决，营救蒋介石。鉴于何应钦当时任军政部长，怕他遽然下令轰炸西安，宋美龄亲自出面，以第一夫人身份召开黄埔系军官和空军人员会议，指令他们拒绝何应钦可能下达的命令，并请蒋介石的外国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先赶赴西安，居中调停。12月14日，端纳与被押的蒋介石见面，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告蒋“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蒋介石见宋美龄信后，立即以手令命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24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爱国人士；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西安事变妥善解决，中共态度的转变和对张、杨的劝说，固然起了决定作用（博谈注：苏联方面出于自身目的，需要蒋领导中国抗战。苏方对西安事变的坚决反对，决定了中共态度的转变。），但宋美龄为营救丈夫所表现的深明大义，也是间接因素。
外交方面，宋美龄在1943年出访美国，寻求英美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事业，1943年11月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担任蒋的翻译，两次都大展个人魅力，取得了美援和英美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
更为务实的是宋受蒋的委托，为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保卫中国领空的新型空军，因而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蒋深知建设空军必须花钱，但他又不愿他人在承办中贪污腐败，便将此事委托给了妻子，任命她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也不负托付，精打细算地与外商谈判，订购航空产品；严格执行空军纪律；聘请美国顾问，其中聘请陈纳德，组建“飞虎队”，是最成功有效的一着。“飞虎队”在保卫上海、南京、武汉时对日空战，以及在昆明训练中国空军和建立地面警报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宋美龄口才一流，擅长演说。1937年曾短时期客串中国战时广播的“国际播音员”，引起国际人士的极大关注，“重庆玫瑰”声誉四起，对战时动员影响不小。1943年访美期间在国会的演说，语惊四座，使中国抗日事业博得了美国政界和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开展国统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付出了极大精力。
1937年8月，她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总会”），自任主任委员。“妇慰总会”是国统区最早成立的妇女救亡组织，并由此形成了国统区的妇女救亡运动。
1938年3月，在“妇慰总会”领导下，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兼任理事长。主要任务是抢救前线受难儿童、筹建保育院、为儿童筹集保育经费、从事免费教育等。从1938-1946年，“保育会”建立了五十三个保育院，收纳了三万名难童，并对之进行小学教育，也办了几处初中班。爱国民主人士史良评论说：“儿童保育会能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都集合恰当，这不能不说是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先声。”
由上可知，宋美龄在婚后之所以能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女强人，确实与蒋介石的信赖、支持、授权有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之后，尤其是蒋经国当政以后，宋美龄头顶上的光环便日渐消失，不得不避居美国，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就此而言，宋美龄不能没有蒋介石。
现在，蒋氏夫妇都已先后作古。对蒋介石的评价，至今仍人言人殊；但我以为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外交、文化、社会救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历史认定。
2009年09月27日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