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席习近平4月30日出席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称当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而对于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揭露，“五四运动”被证明是一场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既没救国，也没立德，一场胡闹而已。
习近平高调纪念五四100年
中共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不仅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员出席，而且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30日发表主旨讲话，引用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爱国。他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习近平表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习近平也引用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要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
百年前“五四运动”后果：留下马列主义暴力火种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共三千多名学生汇聚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当时的民国北京政府准备承认由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利益。抗议世界列强欺侮中国、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五四示威很快演变为反政府示威。
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学生们在使馆区受阻后，继而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遇上并暴打在该处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最后找不到曹汝霖的学生，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作为军政府的北洋政府，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屠杀，没人死亡。
台湾版，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95－199页显示：
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积极份子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北京市警察局局长吴炳湘驱赶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之后，连同曹汝霖一道、到医院去看望被抢救的章宗祥。医生告诉曹汝霖：「章宗祥的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这意味着这群五四运动的学生暴徒们，至少用拳脚或武器打了章宗祥五十六下。章宗祥大难不死，算是命大。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洋国军）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
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段芝贵竟敢出兵镇压学生！妈的，老子我不管了！」
冯学荣评论“五四运动”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曾表示，“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民政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份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五四运动”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种子，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的引进，打开方便之门。
当时的中共出于自己政治需要，鼓吹“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
而1989年“六四”运动，要求反腐败的学生们，却惨遭屠杀。同时“六四”还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2013年撰文表示，根据台湾公布的史料，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实施暴行的恰恰是丧失了人性的学生，他们不仅冲破了北洋政府贴在曹汝霖家大门上的封条，而且端起石头狠砸曹家瘫痪的无辜老人，其后火烧曹家，并将在其家做客的章宗祥打成脑震荡。而当时负责保护曹家的警察们因上面有“文明对待示威学生”的命令，只能坐壁上观。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