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文化断裂，而是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新思想结合起来了。理由有三：一曰“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二曰“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的一批知识精英；三曰：实际上他们选择的新文化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传统美德。
三个理由都不成立，是“非常错误而且是荒谬的”。
一，反传统的方向是历史性的文化、道德大倒退。科学和民主当然是好东西，进步的东西，但反掉传统，它们在中国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注定求之不得，关此，历史已经做出严厉证明。
资中筠错误之一，是把传统与科学和民主对立起来，把传统等同于“顽固的旧礼教和僵化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束缚”。她不知道，某些制度、思想及风俗习惯的不良，正是清政府偏离中华道统、政治严重失德造成的。正确的做法是回归中华正道而不是打倒孔子反掉儒家。
资中筠说“三纲五常底下怎么可以讲民主和平等”，殊不知五常乃是仁义礼智信，反掉五常，别讲民主和平等，连基本人性都会丧失。至于三纲，完全可以进行现代性转化，况随着君主制的消失，其中“君为臣纲”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二，“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半吊子小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后来的鲁迅等，无不缺乏经学修养，昧于儒佛道，昧于历史真相、文化真理和心性真谛。胡适西学不错，中学同样一知半解。
他们中或有人能写旧诗，或有人饱读古书，但说到“饱读经书”通经致用，那是半个也没有。以中华标准衡量，在“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大人）”序列中，他们连君子甚至士都算不上，因为君子是指具有一定经学修养而建立了基本人格者，士也要“有志于学”，特指儒家经典和六艺。这些人完全没“有资格来说什么是应该保留的，什么是应该扬弃的。”
三，不论是从效果上、事实上还是“道理”上来说，中华文化都断裂了，断裂得空前彻底。儒家是华文化主统，孔子是儒文化代表，打倒孔子反掉儒家，就否定了中华文化的根本，否定了传统道德的原则。主体不立，还奢谈什么“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当然，相对文革而言，五四倒孔反儒还是比较“文质彬彬”的，而军阀和国党也不乏传统修养，故“五四”以后教育和文化事业并未完全学绝道丧。相对“解放后”的知识群体，资中筠的老师辈们的文化道德水准普遍高些。不过智慧也已经普遍低劣，丧失了辨别学说高低优劣、人物善恶正邪的能力。马家帮问鼎中原，就得到了众多知识人的信仰和追捧。
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一些新思想，却把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打断了，把正知正见和正常价值观打掉了，为歪理邪说泛滥和马主义成为主流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
文革在政治上固然无双无对，在文化立场和态度上则与五四一脉相承。《易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可以说，文革的恶果，就植根于五四倒孔倒儒的反传统运动，是五四在政治上的逻辑结果。
资中筠提到“贵族精神里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很好。这种精神和责任感，西方传统中有，中国传统中更丰。儒家内圣学和“天爵”说，强调的正是道德良知的高贵和尊严，儒家外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承担。
东海一枭20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