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当局默许下，中国出现的大型街头示威都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包括2005年的反日本示威活动。
高勇爬上楼梯走出北京亮马桥站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情绪正高涨起来。这群示威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并不是在要求自己的政府担负什么责任，相反地，他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
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愤怒，是天安门事件的遗绪之一；1989年后，共产党藉由民族主义情怀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正当性。此后，在政府当局默许下，中国出现的大型街头示威都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包括2005年的反日本示威活动。
这场反日示威活动是高勇参加的第一场游行。有人告知他要等待20分钟，他们在日本大使馆前面稍作停留，先对着使馆大吼大叫一阵，然后再绕回大街另一边，形成一个小型且受到严加控管的怒火回圈。
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生态系统都动员起来，难怪有人会质疑幕后有个最终掌控者。直升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每隔15英尺就有一名身穿浅蓝色夏季制服的警察驻守，街道两旁站着数百名社区志工。
「勿忘国耻」这四个字，正是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后，将其政权正当化的核心伎俩。六四之后，邓小平做下结论，他认为共产党最大的失败是缺乏思想教育。这席话揭开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序幕。
在邓小平的讲话之后，教科书被重写，改变了观看过去与现在的方式。阶级斗争已经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百年来受外国欺凌与半殖民化的受害者形象，唯有依靠共产党方能从中解脱。
高勇对过去的看法有着冲突，这显示党把历史的焦点集中在某些特定片段，刻意遗忘其他部分。提到1989年的镇压事件时，他很快地指出，「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印象。把自己生活过好了，把钱挣到手就行了。你老往回看，那还有啥意思啊？」
然而，党的爱国(党)教育策略要能确实执行，就必须回头引用历史，而且必须严加控管引用的方式。历史上某些时期应该要被忘记—尤其是那些由于错误的内部政策造成的创伤，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但是，如果痛苦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这类事件的记忆则应该被保留下来，以确保中国公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感谢共产党领导人将他们从过去的劫掠中解救出来。
习近平（左4）2012年登上国家主席宝座，新任常委（由左至右）张高丽、刘云山、张德江、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一行7人严肃地站定位拍照。（中央社档案照片）
2012年习近平登上国家主席宝座后，中国新一届领导委员会的首次亮相就选择参观「复兴之路」，这趟朝圣之旅具有象征意义。一行7人严肃地站定位拍照，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穿得一身黑，像是在参加丧礼一般。
同时，习近平发表了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他宣布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的「中国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共产党对政治或社会议题的关注，已经转向到民族主义。
中国梦的定义暧昧含糊，内涵包罗万象—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军事实力以及打造整体国家复兴—但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民族主义。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内容是中国4项历史性发明：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以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图为象征火药的烟火。（中央社档案照片）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被证实是一个分水岭。开幕式的内容是中国4项历史性发明：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以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
表演者将近1万4000名，其中有近2/3的人来自解放军或者准军事部队，应证了欧威尔的名言：认真举办的体育活动是「一场不开枪的战争」。
如今，爱国主义的教育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窜改历史书籍和大众娱乐的内容，也改变了国内的旅游业；红色旅游强调革命者为建设今日中国遭受各种苦难，借此培养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对历史一直保持正面的态度，在关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仅用了一张照片和三行文字就描述完毕，关于六四的历史也是用类似隐晦的方式处理。
但对那些曾经历过党的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刻意留白显得相当刺眼。一位游客评论：「展览几乎没有关于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黑暗的血泪史。在建设完复兴之路后，这个国家需要正视自己的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这类评论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的担忧不谋而合。2005年，他到耶鲁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在那里目睹了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
他发现对新到的中国学生来说，让他们看见既有历史的其他观点，并不会让这些学生变得更开放；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他们既有的信仰。
学生们通常会认为美国教授根本不懂中国历史，甚至认为美国教育在兜售错误资讯，是西方主导的阴谋之一，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崛起。
这种盲目的民族主义行为的根源为何？丛日云归咎于中国要求教育和思想一致性的考试制度。大学入学考试决定每个高中生的未来，考试制度确保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纯洁性和政治正确性，学生必须坚守所谓的正确答案，才能有未来可言。
丛日云也担心，藉由灌输仇恨来建构民族认同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现在我们说西方帝国主义，他们如何侵略我们的，他们有多坏、多野蛮、多不讲理」，他担心这些潜在的讯息，会促进市民阶层对西方本能性地不信任，进而对上层的决策者施压。
最让他担心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新一代的红卫兵和义和团」。丛日云认为，「首先，他们很无知，满脑子偏见。其次，这种仇恨教育把他们变得暴力。第三，他们仇外，不光是仇视外国人，同样也仇视国内的叛徒」。
「中国人对国耻的记忆是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学者汪铮认为，网路放大了年轻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声浪，如今已经成为了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之一。
汪铮指出，「中国政府发现它变成了自己爱国(党)教育运动的受害者。它的选择非常有限。让步变成了弱点，甚至是一种新耻辱，所以强硬是它唯一的选择。」
资深记者林慕莲「重返天安门」一书。（八旗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