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革命”的由来：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他确实抵制过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吗？一些为刘少奇辩护的书试图引导读者往这个方向去认识。例如，《刘少奇之路》一书写道：“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象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4]”这一说法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
拂去历史资料上的尘封，追溯“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起源、演变以及刘少奇及其他中共领导干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发现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的个人独创，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阳翰笙就提出要学习波兰共产党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35]刘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讲话中也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6]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7]刘少奇讲话后，《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题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一系列贯彻刘少奇讲话的方针政策。该社论写道：“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38]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和刘仁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9]”刘少奇完全赞成毛泽东对文化艺术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40]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鬼戏属于“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而刘少奇的看法显然比当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说法更“左”更极端，他把几出戏文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并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点名批判两位著名的党员作家（《李慧娘》的剧作者孟超和《谢瑶环》的剧作者田汉）。此外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42]”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滥觞于“四清运动”。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人是当年身兼副总理之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5]随后陆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的整风，他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扩展延伸，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6]虽然陆定一和周扬在“文革”中先后被打倒，但他们确实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义，时间上先于毛泽东，而且陆定一和周扬主持起草的这份文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说法非常接近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在中共党史上，陆定一和周扬在产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这份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人并非“文革”的反对者，他们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都拥护“文革”，也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手法作了部分“贡献”。不过，在刘、彭、陆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他们自然不认为“文化革命”会清洗到自己头上。上文提到，“四清”时刘少奇对通过残酷斗争式的政治运动来“反修防修”极为热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刘甚至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48]《刘少奇之路》一书称刘少奇把“反修”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限定在“省、市这样一些层次”，这个说法是违背史实的。如果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一目标上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刘少奇认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除此之外，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其他问题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刘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