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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制度 零信任:香港恶法恐致“三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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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反送中,撤恶法”大规模抗议活动,引发全球关注。日媒指出,随着中共加紧对香港的控制,香港恶法可能会导致公司和投资者寻求迁出香港,另寻别处开展业务。此外,也会加剧香港人才和资本外流。

持续2个多星期的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引发关注。日媒指出,香港恶法若通过,恐引发香港人才、商业和资本外流。

香港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反送中,撤恶法”大规模抗议活动,引发全球关注。日媒指出,随着中共加紧对香港的控制,香港恶法可能会导致公司和投资者寻求迁出香港,另寻别处开展业务。此外,也会加剧香港人才和资本外流。

香港自6月9日起,爆发反对港府修订《引渡条例》(又称《逃犯条例》或《送中条例》)的抗议活动。这次“修例”受到中共政府的支持,但却引发了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反对者担心,北京方面可能滥用该法律,把异己人士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在那里他们可能被虐待或错误监禁。商业团体警告说,该议案将削弱香港的法律自治,动摇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信心。

另有批评人士指出,“一国两制”模式本是应该保证香港能够保持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交还给中国大陆时享有的自由。但北京方面近年来采取激进措施,对香港日益收紧的控制,最终将使支撑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独特性质消失,从而会引发人才、商业和资本外流(简称“三外流”)。

“送中条例”恐加剧香港人才外流

《日经亚洲评论》6月26日报导,香港经济学家凯文·林(Kelvin Lam)最近从一家知名的外国投资银行辞职,开始寻找一份新的工作。40岁的林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自由地、且无须恐惧地在其研究报告中写下有关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职位。

他眼下正在东京和新加坡等地寻找这样的机遇。他感到,中国(中共)收紧对香港的控制正使得分析师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因为我们了解(有关中共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其他投资界(人士)知道他们的决定应该是什么。”林说。

林担心,在香港的分析师可能会遇到与中国大陆同行一样的窘境。这些大陆同行们被告知,在撰写研究报告时要把共产党和国家的利益考虑进去。

去年11月,中国(中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经济学家在发布研究报告时,提高政治站位,要兼顾党和国家利益。数十名大陆经济学家被要求签署了自律协议。林表示,此举对香港的金融界产生了“寒蝉效应”。

近期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更是加剧了林等经济学家的担忧。他们担心,香港正在失去备受港人尊重的独立司法制度。

六十多岁的黎丽霞长期支持争取民主运动,她坦言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将送走香港宝贵的言论自由。黎丽霞对德国之声表示,二十多年来,目睹香港的民主不断倒退,今天的《逃犯条例》修订,最坏的黑暗时刻已经来临,身边不少亲友及年青一辈都嚷着要移民,令她感到心痛及无奈。

《日经》称,一些高管也越发怀疑香港是否是他们最适宜的居住之地。一位王姓大陆保险专业人士于2005年来到香港。但随着他的两个孩子成长,王正在考虑搬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去生活。他表示,担忧香港不断上升的社会冲突及其自由受到了侵蚀。“我在大陆的集权社会长大,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要经历这个。”王解释道。

报导还引述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国际”(ECA International)的区域主管奎恩(Lee Quane)的话说,香港可能失去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如果存在“更多的政治不稳定……以及更大的法治风险,它将明显缩小香港与大陆城市之间的吸引力差距”。

这次“反送中”抗议行动中,有不少从大陆到香港的新移民积极参与。其中一名叫妮珂的新移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以前不关心政治的新移民,这次都积极参加抗议,要争个鱼死网破。她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把港币换成美元,以防不测。

妮珂解释说,很多大陆新移民说,“我千辛万苦才来到香港,为什么要让香港和大陆一样呢?”

在近几年不断上升的政治紧张局势中,香港的许多年轻人和有才华的人正在寻求到其它地方找工作。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018年的一项调查,18至30岁的年轻人中打算离开香港的占51%,而2017年这一比例为45.5%。

“送中条例”恐加剧商业外流

长期以来,香港因为拥有优惠的政策,低税制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而吸引了全球各界投资者。但《日经》指出,中共政府支持的这个“送中条例”使得在港企业和香港居民都意识到,香港的法治将无法得到保障,个人权利和资产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共产党及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的手中。

香港股票投资评论员大卫·韦伯(David Webb,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副主席)在其webb-site.com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中共)政府越是干涉对香港所承诺的自治,外国政府就越有可能不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具有分开海关、税务和法律的领地。

《日经》指出,一般企业都担心香港是否仍然是一个安全和自由的经营基地。公共政策智囊团香港民主基金会成员高德礼(George Cautherley)表示,“商界将非常关注此事的政治后果,并希望能够迅速看到一些解决方案。”高德礼指的是正在进行的“反送中”抗议事件。

在6月12日至18日期间,由香港美国商会进行的一项快速民意调查中,超过75%的成员称他们“非常关注”引渡修正案。60%表示,如果该修正案被推进,他们认为,美国和其它国家很可能会重新考虑香港的法律和贸易地位。72%表示,全球公司更有可能将其地区总部迁出香港。

另外,香港永续经济联会(Hong Kong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Sustainable Economy)所调查的98家创业公司中,超过50%表示,如果引渡法案通过,他们将会考虑是否要留在香港。超过70%的企业表示,该修正案将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总部位于香港的美奇金投资(J Capital Research)分析师在6月1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企业越来越不愿意将资产及其高管的安全性,与香港的低税率和便利的资金流动进行权衡。分析师警告称,由于香港“变得不那么透明,更不稳定”,香港的基准恒生股市指数、房地产价格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肯定会在中期内受到侵蚀。

彭博社分析,香港这次的“反送中”抗议与2014年“雨伞运动”相比,赢得大胜的最主要原因是香港商业界的支持。6月12日,香港的汇丰控股公司(HSBC Holdings Pl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Plc)等商业巨头配合组织者号召的全市罢工运动,容许弹性上班时间。当时抗议活动组织者呼吁全市罢工。相比之下,2014年,香港总商会(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和几个外国商会公开反对“雨伞运动”,并警告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的冲击。

此外,国际银行家由于信任香港的自治及自由,将其作为与中国公司达成交易的基地。因此,任何有损于这些优势的动作,即使是风吹草动,都会使保持警觉的外国企业和金融家不再信任香港,将资金转往其它地区。如此,将对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可行性构成长期威胁。

除了商界外,“送中条例”还会对香港的媒体界造成冲击。香港的独特地理及政治位置,一直以来是中国新闻的一扇重要窗口,吸引很多海外媒体驻守。很多在大陆不方便说话的人,往往可以透过香港,与记者联系,把一些关乎公众利益的重要资料提供给记者。但现在这些人,也愈来愈不敢在香港这样做,对记者寻找新闻来源来说,是一大打击。

BBC称,新闻界尤其担心,在大陆采访敏感话题的记者,即使能够顺利把访问材料带到香港,也可能因为报导激怒各级大陆政府部门,而被以“非政治性”的罪名提告,再向香港方面提出移交。香港记者协会形容,修正案一旦通过,“犹如高悬记者头上的利刃”,或会造成寒蝉效应,记者(不得不)自我审查,新闻自由将严重倒退。

有迹象表明,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正在消失。1月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的“司法效能”,香港从去年的84.3分数下滑至75.3。报告分析,香港的《基本法》因北京当局拥有最终解释权,实际上限制了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利。

“送中条例”恐引发资本外流

《日经》表示,一些富裕的香港居民正在探索将资产迁出香港的方法。香港法律公司“Timothy Loh”的执行合伙人蒂莫西‧卢(Timothy Loh)说:“对于那些已经不确定香港是否提供安全法律环境的客户来说,最近围绕《引渡法案》引发的争议只会加剧他们的担忧。”

卢的客户包括资产管理人员和公司高管等。卢表示,近期的修例引发客户咨询在香港境外设立应急业务以及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事情。

《日经》还引述香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主管强尼‧陈(Johnny Chan)的话说,香港一直是大陆投资者的热门目的地,但“他们的态度已明显改变”。陈指出,他的大陆客户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投资分散出香港,以避免与中国大陆相关的风险。

“引渡条例”的修改令人不安的是,香港须向中共当局提供法律援助,为北京要求香港当局的搜查、扣押和冻结资产以及提供文件铺平道路。

香港的不稳定局势使房地产市场受到打击。台湾等地的房地产正在赢得香港买家。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的动荡可能会引发另一波港澳人士移居台湾潮。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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