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左三）2018年6月2日抵达北京，跟中方谈判牵头人刘鹤（前排左四）等会谈，中共商务部长钟山（前排右三）有出席。
在美中贸易谈判重启前，中方突然新增一名对美谈判高官，被解读为贸易战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权力平衡。
有香港媒体的消息称，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被要求更多地参与对华盛顿的贸易谈判；而排名副总理第一的韩正则在内部会议上批评拟议的中美贸易协议。
中共官媒7月10日报导，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7月9日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钦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钟山参加通话”。
以往历次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皆是刘鹤与莱特希泽、姆钦通话，钟山是首次出现在通告上。过去，钟山只有在两次中美元首G20峰会期间会晤、美方谈判团赴北京磋商才露面，但从来都是刘鹤一人主导。
甚至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在北京接见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团时，钟山也位列刘鹤及王毅之后。钟山作为部长级，属于刘鹤贸易谈判团队的一员，他参加对话不意味着中美谈判已开始“二对二模式”。
在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后，20多名中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批评了拟议中的中美协议。
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平衡被打破
刘鹤是中共国务院排名第四的副总理，主管领域是金融、科技以及工业，对应的部委是科技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
掌管商务部的国务院副总理并非刘鹤，而是胡春华（排名第三）。
胡春华大体上从前任汪洋（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协主席）手中接管农业农村和对外商务，但因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胡春华分管的中共商务部中有划出一部分——对美、对欧贸易（商务）谈判交由刘鹤负责、担任牵头人。
随后，“一带一路”成为胡春华现身的主要内容。仅2019年6月，胡春华访问英国时、再提“一带一路”；湖南长沙举办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式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胡春华也出席谈论“一带一路”。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导说，贸易战已给中国带来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中共国务院已设立就业指导小组，由胡春华领导；另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称，胡还被要求更多地参与跟华盛顿的谈判。
外界认为，如果胡春华准备更多参与中美贸易谈判，那么他派出下属——商务部部长钟山参加通话，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需要指出，中共政府内负责牵线落实习近平“一带一路”规划的领导班子中，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一）的韩正任小组组长，胡春华为韩正的第一副手。
此外，贸易谈判中的棘手问题——涉及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内补贴——对应的部委是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和财政部，这两个部门归韩正掌管。韩正还掌管香港和澳门事务。
对国有企业补贴则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管理，对应的国务院官员是国务委员王勇。
到目前为止，韩正、胡春华以及王勇三人都很少在公开场合就贸易战发表意见。
港媒传，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被要求更多地参与跟华盛顿的谈判。
谈判破裂后中共高层会议韩正批中美协议
从中共高层对外释放的消息来看，中方仍寄望在技术层面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比如：贸易、金融、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允诺采取措施，但并不准备深入到结构性改革或执法机制等需要更广泛改革的领域。
《华尔街日报》7月1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在5月13日（谈判破裂后）举行的由20多名中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批评了拟议中的中美协议。
这些知情人士称，韩正及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一项坚持尤为不满，即美国不会因中共承诺改变就取消关税。
知情人士称，中共政府近期的讨论，一些负责监督国有企业以及电信等国企占主导地位的关键行业官员对“竞争中性”的概念提出反对意见，称这是西方的行事方式，不适合中国。
到目前为止，唯一对这一概念表示欢迎的是金融监管机构，该机构认为，允许外国投资者更多参与银行等金融领域可能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金融监管机构都是刘鹤主管的部门。而结构性改革或执法机制则是韩正等主管的范围。
彭博社周二报导说，若习近平接受任何不取消关税的协议，在政治上或被视为不可行；同时，中国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者正向他施压，要求他避免签署一份让人想起中国与殖民国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日前的社论中更发出强烈的信号，指“投降者”希望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被美国控制和为美国工作”。
中共国务院顾问、中国和全球化中心的创始人王惠尧透露说，当中美贸易协议文本草案在中共政府内部传看时，刘鹤受到其它部门的抵制。他表示，这一插曲已经削弱了刘鹤的话语权。
美方官员首次透露谈判破裂的内情
时隔2个月后，美国官员首次透露5月初美中贸易谈判破裂的内情，中方想通过国务院颁布法规顶替立法（修法）、达成协议被美方否决。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周二（7月9日）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媒体采访时透露，中方撤回很多之前达成的协议内容。
“我们以为我们达成了协议，但这些承诺又被中方删除了。
我们以为，我们已就某些问题和监管机制达成了一致意见，结果并非如此。”库德洛说。“在执法机制上，跟这也同出一辙。”
“我们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中方改变中国的法律（完成协议承诺），而对方在此问题上却越来越抗拒。”他补充说，“中方似乎相信，仅仅国务院安全委员会或政治局颁布法规就足够了，而我们不能同意这个。”
库德洛在周二的采访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若中方遵守规则，美中贸易协议根本不会对其构成任何威慑或障碍。
但中方目前并没有这样做或显露这样的意愿，反而使用不同的权力机构回应美方诉求。库德洛说，比如上周末，中方还想把他们要的包装成“公平、公正（fair and equitable）的协议”。
“G20后中共内部已非改革与保守之争”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横河表示，用西方观念看待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总有一派是改革派，对面则是保守派或强硬派。
“事实上，美国对中共的贸易反击战，针对的恰恰是中共所谓改革派几十年来的政策，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的虚假承诺。”他说。
横河认为，中共这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并非来自经济政策的合理性，而是来自对内的人权、资源、环境、道德代价和对外贸易的不公平；这种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体制的跛足改革存在先天弊端，到目前已经走到头了，没办法改变现状。
“再改，就是接受美国的要求进行结构性改变，而结构性改变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共本身，尽管川普政府不一定有此意图。”他说。
其次，横河表示，中共的改革派和强硬派其实都是中共内外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有现实考量。
“所谓的强硬派，无非就是中共内外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和所谓改革派一样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他们的全部利益来自经济的开放，即使是很不全面的自由经济；而他们所要的那种强势的中国实际上就是这些超级权势集团全面控制的中国。”横河说。
所以，这些强硬派也知道，若对美强硬只会削弱而不是强化他们的经济基础，而且加剧中国国内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最终也会伤及他们自己的利益。
“原来的改革之路已经走不通了，深化改革就是动中共的统治基础，中共在G20后内部面临的已不是改革、保守之争。”横河说。“习近平面临的不是说服谁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任何个人或派系面临的实质上是保党还是弃党的选择。”
他指出，由于中共的决策过程完全是黑箱操作，外界并不知道谁在贸易问题上持什么态度；其实，具体哪个人属于哪一派不重要，谁在高层会议上说什么也不重要，因为美国针对的是中共的政策，而不是猜测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