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这次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游行场面，而是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他们面对警方用武力“强力维稳”，表现出的那种智机勇敢、有理有节、足智多谋的应对，即便是在游行抗议被法定为公民宪法权利并随时可以付诸实施的成熟民主国家里，也未曾见过有像这次香港民众这样组织有序、运行自如的。这充分说明了香港这次游行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文明开放社会里利用信息流通自由的便利条件，在策划、组织、实施、参与和细节的处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反，香港警方的应对却让人不敢苟同，显得杂乱无章、处置失当，暴力过度，行为失范，已经逐渐失去成熟法治社会警方处事的基本原则。
再看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抗争中，由于民众缺乏信息获取和流通的基本条件和出于对秋后算账的恐惧，绝大多数的抗争活动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者和理智成熟的参与者，群体事件往往以利益受到侵害始，尚未形成规模便被强力维稳终。这里一方面是维权的组织者（如果有的话）和参与者都无法享有信息通畅、新闻保障等基本的法定权利，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权利被当局刻意阻断，通讯和交流甚至被用作确定“肇事者”甚至是定罪的线索和证据，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无法获取游行抗议组织和行动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和有关案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很少有维权者想研究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因此绝大部分的维权抗议行动几乎没有太多的策略和技术可言，维权和抗议还停留在“摸黑”中进行，因此也根本谈不上去总结经验和教训了。这与已经对维稳的策略、手段和后果进行深入研究、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维稳队伍相比，当然无法与之抗衡了。
这次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可以说让大陆的维权人士大开眼界。在“反送中”游行抗议中，从技术层面上说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中的重中之中，还是在信息开放社会中维权和维稳双方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各自利用和驾驱信息的能力之间的博弈。这里所说的信息对称，是指维权和维稳双方在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发布信息等方面，具备基本相同的条件、权利和义务。
除了近年来才出现的摄像头监控和大数据处理外，我并不认为中国大陆的维稳力量对国内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监控方式和手段是先进的。所谓的人脸识别系统，至少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报道可以证明在监控敏感人员时这个系统已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之相反，在各类维权事件的围、查、堵、截中，人海战术还是在起主要作用。虽然有不少新闻报道了人脸识别系统对马路闯红灯的行人实时检索后公布身份证号和对行驶中的车辆显示车牌号码、车主信息等示例，但这样的例子针对的往往是近距离的单个或少数目标，而并非在茫茫人海中进行广泛对比后实时捕获设定的目标对象，因为这种实时对比的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就算是一台高性能的计算机，也很难在数秒之内完成对比计算，而人流却在时时刻刻不断流动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警方至今无法利用人脸识别系统来寻找确认失踪人员和被拐儿童的原因所在。最近还有不少关于警方在地铁中大规模检查旅客身份证、手机的新闻报道，事实上也佐证了这样的判断。这几天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步态识别系统，事实上关于步态识别系统，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过报道，还一直处在研究之中，但至今并未见到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现在新闻中普遍夸大人脸识别等系统的作用，我认为主要目的还是着重于对那些不想“安分守己”的人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从心理上达到维稳的目的。
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大陆的维稳力量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监控方式和手段不是先进的呢？因为如果你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消亡前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你会惊讶的发觉，现在中国大陆对付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手段，与三、四十年前这些共产主义政权对待他们的人民所采取的方法，是惊人的相似。可以这样说：现在中国所用的那些维稳手段，除了随着时代进步出现的计算机、数字和网络相关的技术外，所有的传统手段，都是中国的维稳专家们研究了苏、东的经验和教训后，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现存“舶来品”。
可以说，在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已经把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维稳事业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并将之加以技术化和制度化。如果说苏联布尔什维克和“克格勃”（KGB）的手法仅仅是依靠恐怖、暴力和血腥的话，那么东德“史塔西”则把维稳做得如同德国人制造“奔驰”汽车一样，在细节上都考虑得“精妙绝伦”。
梁启超曾经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东德政权的“防民术”，那么你再看今天他们还在用人家几十年前就已经不想再用的老办法，还真是觉得哭笑不得。其实，维稳也是融入民族性的，在一个到处是假冒伪劣、低级庸俗和不思进取的国家里，就连国家机器的维稳手法都是粗制滥造、山寨来的，还要掺假使杂、栽赃枉法，这也真的腻太让人失望了。
在东德政权崩溃前，德国统一社会党首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维持国家的稳定。这所谓的国家稳定，其实就是他们手中权力的稳定。为了这样的稳定，由“史塔西”实施的对德国社会各阶层的控制简直是细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这在The Lives of Others（《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这部影片的主题情节是虚构的，但叙述事件的来源和细节却都是出于真实的史料。影片的片头便交代了该片主角之一秘密警察豪普曼·葛德·魏斯乐（Hauptmann Gerd Wiesler）上尉对一名帮助他人逃离东德的227号嫌犯进行疲劳审讯的场景和他在波茨坦秘密警察学校上课的片段，从中可以看出“史塔西”对维稳心理学的细致研究和对秘密警察的严格训练。
魏斯乐对学生讲课时说道：“如果嫌犯无罪，他会越来越愤怒。由于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会咆哮，甚至暴怒。如果有罪，不是越来越镇定、沉默，就是痛哭流泪，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确认有罪和无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间断地重复审讯。这个例子中他的供词每次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说实话的人会用不同的句型和词汇说出相同的事实，而说谎的人却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词，在强大的压力下，他只会重复这些词句。由此可知，227号在撒谎。”——这是“史塔西”对人的心理上的掌握和控制。
在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东德政权是怎样监控“打字机”的。“思想”和“真相”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唤醒人民大众的源泉和清醒剂，文字狱则是专制独裁政权用以抹杀“思想”和“真相”的法宝。为了控制思想的萌芽和真相的传播，“史塔西”不但对书写的笔迹学研究得入木三分，他们甚至还对出厂的每一台打字机上的每个字母都预留了打印痕迹的对照档案，并实施购买实名制。“史塔西”有专门的专家研究打印字母的痕迹学，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确认每一篇文章的原稿究竟是出于那一台打字机，从而通过打字机去追踪到文章的作者。电影中研究打印机的专家为“史塔西”分析得头头是道，异议作家写作不得不使用从国外带入的打字机，来避免“史塔西”的迫害——这是“史塔西”对物质及其规律的掌握和控制。
也就是说，以上一个是对人的掌控，一个是对物的掌控，反映出了早在三、四十年前“史塔西”对人和物的分析、研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就已经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这在没有计算机和数字、网络技术支持的年代里，在技术上要达到这样完美的境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直到今天，一些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在采集证据时所使用的“技术”，除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不计成本的人力和金钱外，在基础技术上除了酷刑还是酷刑，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见其维稳的手法是多么落后。
维稳的手段就是控制。“史塔西”对异议人士制订黑名单，并不断进行更新；他们派人对异议人士的住处进行昼夜不间断的监视、看管和实行软禁；他们到处安插便衣、眼线收集情报和证据；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巴士装载游行抗议的群众然后把他们运走；他们用高压水炮冲击抗议的人群，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镇压抗议的群众……这些大家都已经看得够多了，很眼熟吧？在还没有遍地监控器的时代，“史塔西”还在高压水中加入不褪色的颜料，这样被高压水炮冲涮后，参与抗议的人们不管逃到哪里，他们都可以在事后把你辨认出来抓捕你，够聪明吧？在莱比锡大游行前，东德政权甚至为了血腥镇压把医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监狱都撤空了，有报道甚至说连装尸袋都已经备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开展得既细致又有序。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政权这样做；天鹅绒革命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也这样做，但最后他们都挡不住人民的力量，都放弃了继续镇压下去的意愿，因为他们还能明白，一旦人民觉醒了，什么力量都无法扑灭这样熊熊燃烧的烈焰。再看看同一时期的北京“六四”，他们出动军警镇压，根本就谈不上细致的计划、准备和步骤，一切都是在无序和混乱中进行，只是手段更加野蛮和残暴而已。
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维稳手段主要还是采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普遍使用的那些手法，而且这些手法已经被证明并不“Work”。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当时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无法封锁西方民主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的自由传播，即使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无法做到把信息隔断，实现继续把人民蒙蔽下去的目的，从而也无法避免人民的觉醒，最终造成专制体系彻底崩溃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专制的国家里，能不能把信息隔断已经成为专制政权是否能够把这样的政体继续维持下去的先决条件。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再看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和抗议活动，在信息基本对称的情况下，即维权和维稳双方在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分析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和发布信息等方面具备基本相同的条件、权利和义务的条件下，香港民众很容易就能搞清楚“送中”条例会在现在和今后对自己和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并依此作出支持还是反对的判断。当广泛的民意无法通过法定的权利去影响政府和立法会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手中还有最后一张合法维权的王牌，那就是游行和抗议。由于民众中不乏专家里手和各方面的人才，在信息通畅的情况下，他们的才智可以得到高效的传播，人民可以自由地从中获取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处在“摸黑”的状态下盲目行事，从而帮助民众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诉求，并将之诉诸于行动。一旦人民的力量被广泛调动起来，那么任何再强大的维稳力量都无济于事，无法阻挡——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当200多万港人走上香港大街时那种壮观的景象。如果换成一个信息无法自由流通的地方，人民还完全处于迷茫和愚昧之中，那么你看到的景象或许会截然相反，当他们面对自己的权利被侵占、被剥夺时，他们的选择却不是共同站出来，而是一批一批的跪下去。
在这次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中，有几个可圈可点的细节必须要说，这在以往全世界的游行抗议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那就是香港民众尤其是香港青年那种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勇气。除了香港民众和青年对香港的未来表现出识大体、明大义的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外，他们在细节的处理上更是表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将智慧、勇气和合作精神融合成一体的那种能力。而在信息能够得以自由流畅的情况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不断传递、成倍放大，但镇压的方法和手段因为慑于监督曝光而必然会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下面不妨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反送中”游行抗议中香港青年对付催泪瓦斯的智慧和信息传播的作用
“油管”（YouTube）上有一个“反送中”游行抗议的视频，至今点击量已经超过了434万。画面展示了一群头戴安全防护帽、佩戴防瓦斯眼镜和口罩的青年们，人手一瓶大号矿泉水，面对警方扔过来正在冒烟的催泪弹，他们不是四散逃跑，而是迅速围上去用手中的矿泉水将刚开始冒烟的催泪弹浇灭。路透社记者也拍摄了一张香港青年对付催泪弹的照片，非常走红：画面上一位手握网球拍的青年面对着警方投来的催泪弹，挥拍将还未落地的催泪弹反击回去。
从这些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出香港青年过人的才智，这在全世界游行抗议的历史中，在新闻报道中，还真的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对抗方法，这比起之前在“雨伞革命”时单纯地用雨伞防御警方喷洒的辣椒水又前进了一步。在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环境中，香港青年对付催泪瓦斯的智慧也势必会对他人产生深刻影响，让今后参与游行抗议的人们获得经验和知识，去应对警方的各种镇压。视频巨量的点击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香港青年的智慧和勇气将会对后人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二、警察违法的代价和后果以及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评价信息是否能够自由流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新闻媒体能不能够依法进行不受权力和利益干扰的自由报道。任何专制政权在对人民的示威抗议进行残酷镇压时，几乎无一例外会驱赶自由媒体的记者，只让权力掌控的媒体进行歪曲报道，来混淆视听。新闻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没有新闻报道的自由，就不会有公正的舆论和清明的法治环境。长久以来，香港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亚洲法治的典范之一，由于篇幅关系，在此我并不想涉及目前香港法治状况这个大话题，但在这次“反送中”游行抗议中，香港警察的表现确实存在不少失范的地方，譬如有媒体报道警察未举警告旗帜就向抗议的公众发射催泪瓦斯，以及近距离直接向示威者头部射击橡胶子弹和过度使用暴力等违反法律规定的事件发生。还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视频，一位外国摄影记者用英语对着正在发射橡胶子弹的一群警察高声喊道：“你们向媒体记者射击了，你们打了媒体……这里是香港，还不是中国，目前还不是！”
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和地区，面对示威抗议的公众，警察任何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存在可能被诉诸法律的风险。警察面对保持中立、客观报道的媒体记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记录在案，成为呈堂证据和引爆舆论的焦点。因此，自由媒体是监督执法者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公权力任何背离法律的行为和过度使用暴力，不但会进一步加深与民众的对立，甚至还会造成社会不同程度的撕裂，使得维稳和抗争双方的暴力倾向趋于更加严重的程度。正因为此，自由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监督，会使得违法者（无论何方）受到舆论的谴责并遭遇信誉危机，由此促使各方不得不保持克制，趋向理性和守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新闻自由，也是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剂。
三、信息自由传播下的示范作用和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对大陆维权运动的影响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对来说，香港是一个信息自由的地区，而中国大陆则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区域。在信息时代，虽然长城防火墙可以有效隔断信息的双向自由流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青年使用“翻墙”软件和个人自媒体，信息的“管涌”却防不胜防。这就像是筑起的一道防洪大堤，大堤内外水位落差越大时，大堤所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当管涌到处不断出现时，大堤崩溃就是迟早的事情。
讨论这个话题，这里我只想简单地举两个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这次在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中，有段热播的视频，就是一个身材单薄的小女孩勇敢地背对着一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而坐。这段视频感动了无法计数的观众，也获得了无法计数的点击量。还有另一段热播的视频，是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之后，最近湖北武汉阳逻抗议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维权抗争。一个并不强壮的青年男子，勇敢地面对着一排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席地坐下，随后又有几个青年战战兢兢地跟进坐下。因为这些青年面对的风险，与香港小女孩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所以这段视频同样也感动了无法计数的观众，也获得了无法计数的点击量。虽然我无法确定这两段场景颇为相似的视频里的那几个男主角，事前是否看到过香港女孩的那段视频，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视频被广泛传播，在维权抗争中会勇敢地站出来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此可见，即使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中，只有小部分的人才能够通过“翻墙”去了解外部的信息，但这也无法完全阻断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活动对大陆维权运动产生的影响，让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综上所述，从香港“反送中”游行抗议维权和维稳的较量中可以看出，维权和维稳双方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面对民众的抗争，任何违背民意的强力维稳都会遭遇无法摆脱的困境，这便是人人皆知的古训“民意不可违”。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个专制独裁政权都如出一辙地控制媒体出版、阻断信息自由流通。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可以做到长治久安的，这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部分人，但你无法做到在全部时间里欺骗全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