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6日，民众在香港机场举行抗议活动，一些机场员工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美联社）
香港航空界人士7月26日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抗议集会，示威者打着“林郑下台”等横幅，并向入境旅客发放中英文的“反送中”运动传单。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个多月，但并不像以往的很多民主运动那样有领导者或明确的政治纲领，原因何在？这对反送中运动的发展又会有什么影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邀请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和前八九学运领袖、美国民间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周锋锁对此进行讨论。
记者：跟以前的占中、雨伞运动不太一样，这次反送中运动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召集人、领头人、象征性的人物，或者有什么运动纲领。出现这个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张伟国先生请。
张伟国：应该讲，这个状况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势头。现在因为这个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网络的去中心化的现代模式来发展的，所以它的运作跟我们外界的了解，有一段距离。我们一般把它看作是没组织、没领袖，实际上应该讲，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只是外界的理解和了解，还有一个认知上的差距吧。
记者：周锋锁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周锋锁：我想这是从以前的一种抗议模式，变成现在有点进入一种革命模式很自然的转变。这次运动的主体，在雨伞运动的时候，是积极参与，起码是非常关注的年轻人。现在大部分都是黄之锋那个年龄段甚至更年轻一点的。这些人，我想从雨伞运动、占中领头人被抓，肯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要分散责任。
另一方面，特别是像6·12，或者是后来的这种带有强烈的对抗性的去冲击立法会、砸国徽这些行动，这是在一个政府非法的情况下，人民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但是这跟以前的确是不一样的，未来也会有很多这样的行动。
目前的确存在怎么升级这样的挑战的问题。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间，必然有很多事情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透明的来讨论、组织。我觉得现在来讲，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模式，也是无奈的一种应对吧。
当然他们的确都是各自有组织的，只是这种组织现在已经进入地下状态。这个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在的香港，其实跟大陆类似，有点大陆化。
2019年7月26日，民众在香港机场抗议。（美联社）
记者：张伟国先生，现在看上去反送中没有领头人，但参加者人数很多，而且有一些募款活动能在短期内募到很多的钱。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反送中抗议行动的自发性和在香港民间非常高的支持率？
张伟国：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次反送中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香港人也是一种空前的觉醒。这个跟雨伞运动后一段时间的“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香港人也把反送中看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后拼搏的、决一死战的这样一种状态，不肯轻易言休兵。这是人们在以前那么多次的香港民运没看到过的，非常决绝的英雄气概。现在这次，基本上香港人连成一气，各司其职，大家扮演各种角色，共同对港府、对北京施压。
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讲在香港是第一次出现。共产党现在实际上不知道怎么应对，有点慌了手脚。共产党里面有一部分人，希望通过传统的领头人这种管道去化解或缓和局势。但是共产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像89年的状况一样，它里面也有希望这件事情平息的，也有希望去激化这个事情的。
示威者的状况，实际上跟当局、主政者的状况是对应的。当局迟迟没办法做出决策，没有办法回应示威者提出的诉求，也激发起刚才周锋锁提到的各种转变的升级。
香港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在机场集结，要求港府对最近发生的元朗袭击事件负责。（视频截图）
记者：周锋锁先生，没有领头人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它的走向会是怎样的？
周锋锁：刚才也都提到，这个就是一种云组织。一个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另外也是因为香港本身特殊的情况，广泛的人民的参与，使这种没有领头人的现象成为可能。
比如，这几天有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抗议活动。一个是今天7月26号机场工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传统的和平理性不合作运动。明天，7月27号的元朗的抗议，是对上周元朗黑帮打人的一个反应。元朗的这个抗议，现在警方是拒绝了，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要去。这就是在当局不批准的情况下游行，比方说用李鹏悼念会这样的名义去，用这种搞笑的对抗方式。这两个游行风格不一样，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对当局来讲，也有更多不可测性。我觉得现在整体上香港就像一个球队，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球员，所以打出来的各种招数令人眼花缭乱。这的确就是几百万人上街这种广泛参与的一个结果。
记者：谢谢周锋锁和张伟国两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