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八时起床，团部的干部都来问我，外间的消息如何？他们似极关怀时局的状况。我告诉他们：“本团即将移驻武昌城内跑马场”。他们听了大为雀跃。
大约过了一天（约为六月八日），我们即奉命移驻武昌城内。
武汉国共关系，情势日趋紧张，首先是汪精卫等因国民党左派要员北上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确定分共立场。接着传闻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卫等对中共的态度由合作而转向分裂，他则由亲武汉政府而转向亲南京政府，且已将该军内所有中共党员遣送出境。
北方的阎锡山已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国军北方总司令职。冯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联蒋反共立场。
汪精卫等国府要员由郑州返回武汉后，即公开表示和平分共政策。并经过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庭顾问之职务。
六月十九日蒋、冯徐州会议后，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进宁（南京）汉（武汉）合流。至此，由国共合作，又变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的形势又转变为宁汉合流的新形势。这时候，北伐军已由京汉路撤回武汉附近集中。
为什么汪精卫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过火，烧、杀、抢、掠等行为使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动摇了国军军心，致使军人叛变，经济混乱，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当局财经发生了严重困难。而南京方面亦对武汉展开了政治分化、军事压力、经济制裁等等手段，顿使武汉当局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种种，都是影响武汉政府上层领导人物思想动摇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一个电报，也是国共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路易的电报：
（一）实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农运的过火。
（三）消灭现有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审判反动军官。
分家的摧命符。按说这一机密电报是第三国际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将副本送给汪精卫，使汪精卫大为震惊。但路易为什么要将这一机密电报送给汪精卫，那就耐人寻味了。
第三国际得悉郑州会议的情形后，又发给中共一封电报：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中共乃于六月廿日发表一项声明，其要点是：
一、承认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者，须本着国民党身份，并应随时准备退出政府；三、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领导和管理；四、工农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农武装应由政府管训；六、工人纠察队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与处罚任何人。
这项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领导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层分子则认为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恋表示，恐另有阴谋在内。
至于中共党内的反应，党内中下层人认为这项声明简直是对国民党屈膝投降，是领导无能的表现。甚至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最大耻辱！过激的还说：这是出卖党和工农利益的无耻行为。
当时我对这项声明即认为，这是全无党性，毫无气节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甘六日声明发表后，参加国民政府的谭平山、苏兆徵即辞去农、工部长之职。武汉工人纠察队被武汉卫戍司令限令缴械。结果由总队长陈赓将全部武器缴交于卫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党内意见和舆情的抨击所影响，又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责备国民党中央服从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违反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
国民党中央随于七月十六日发表声明：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坏容共政策”。
宋庆龄亦于七月十八日发表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是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不负联带责任。中共党人反讥之为临别秋波。
武汉国民党于七月廿三日发表政治决议案：大意是：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均须声明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党工作，违此以叛党论罪。
在这种政治激变的环境底下，我们这支广东工农军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干部脱离部队，投入张发奎部队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过陈嘉佑的关系，将我调任本团政治指导员，改派一名黄埔生陈东日来接替我的团长职务。当时我甚感错愕，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党既未向我解释原因，唯有逆来顺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团官兵都表示不满，对中共领导失去信心，纷纷自寻出路，离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陈东日又奉调离职，复由我以团指导员兼代团长职务，官兵情绪又较安定，但此时本团人数只剩得六百余人了。
广东工农军，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随国军教导师入湘，为时虽仅仅三个月，但在这三个月当中，得陈嘉佑师长帮助不少，由于他驻韶关有年，对工农运动素来热心和关注，与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紧密，所以他对工农军有浓厚的亲密感。入湘后，工农军常得到他的照顾，驻地必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经过长沙时，他亦派军掩护，确保安全，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工农军，可说是关怀备至，所以全体官兵都对他发生真实的感情。到达武汉时，官兵们都希望能继续追随于他，为革命事业而努力。那知时局的变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亲密的战友，今天又成为仇敌，这是为了革命吗？偶与三两同志叙谈，无不为之浩叹。
七月廿一日，我们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们迅速脱离十三军，开赴南昌集中。我接到这个指示，极力考虑离开武汉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工农革命武装，不能不遵命行动，但本团是属十三军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动，会以叛变论罪，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处分；当时武汉近郊的军队很多，若是擅自行动，给他们发觉，必向我们追击，以我们这么单薄的一团人，怎能与强大的国军作战？我们怎样离开武汉，确是一个大难题。
我想了一个通宵，结果，想出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暗中以“回广东去”的口号去煽劲士兵的思乡情绪，以土兵不服水土，农民家庭观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军军长陈嘉佑公开谈，要求准许工农军官兵离汉回粤。
陈军长因与工农军的关系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农军的品质。工农军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学生，革命情绪很高，战斗力很强，比当时的一般军队质素强得多。所以他很不愿意我们离去，便亲自到工农军驻地（武昌跑马场）召集全体官兵训话两次，要我们继续留在十三军，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奋斗。当他向我们训话时，真个是声泪俱下，言词恳切。可是，我们已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坚决要求回粤的高潮，任得他说尽千语万言，都无动于衷。最后，陈军长见大家去志坚决，无法挽留，同时又不愿与中共发生冲突，终于答应我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和阻挠。这是在政治斗争中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个最困难的关头，结果给我们铁一般的坚决意志所冲破了，于是我们急忙准备离开武汉，开赴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