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高龄者临终医疗学会医师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了解了瑞典老人的晚年生活之后，发出“人到老时应顺应自然生息，不应违背人的尊严，用各种无效医疗延长人类的痛苦余命”的主张。
2007年，我们有幸拜访位于斯德哥尔摩近郊的医院及老人照护设施。如我们的预想，在这里，连一位长卧的老人都没有。不仅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位高龄患者使用胃造口或经肠道营养法。
其原因在于，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里，高龄者到了临终期会自然而然失去食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使用经肠道营养或点滴等人工补充营养的方式为高龄者延命，也就是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反而被视为一种侵害人权与伦理的行为，更会被认为是在虐待老人。
当地并不会在高龄者开始无法进食时，给与经肠道营养或点滴，就算发生感染引起肺炎，也不会施打抗生素，仅投以内服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必要将患者的手脚绑起来。
单刀直入地说，大多数的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长卧状态前，就自然地寿终正寝了，这样的社会不会制造出长期卧床的高龄患者。
【民族性与社会观，左右临终生活品质】
高龄者的临终医疗观，是欧美比较好、还是东南亚比较好，无人能够下定论。
但是，以某些状况来说，关节全都扭曲僵化、为了不要让胃造口的导管歪掉而将患者的双手绑起来……高龄老人所受的这样种种待遇，实在很难让人感受到身为人类应有的尊严。
◆瑞典高龄者的医疗与福祉
瑞典在1992年曾进行保健福祉改革。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系统都面临高龄化及金融危机，社会保障财政大为吃紧的关系。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除住院普遍化的问题以及提高高龄者的生活品质。
保健福祉改革最后将医疗划分给政府负责，而社福、福祉院所则交由各市、乡、镇负责，当时约有五百四十间长期照护院所转型为照护之家，改由各地方市、乡、镇系统负责管理营运。
当患者在医院的治疗告一段落后，各地方市、乡、镇公所不得不尽快为患者找到适当的收容院所，因为当患者迟迟不出院，自第五天开始，医疗费用规定必须由各地方市、乡、镇公所负担。这样一来，各地方市、乡、镇公所自然会加快速度为患者安排出院。
此外，患者的住院时间也比较短，心肌梗塞大约五天、乳癌或骨折则在手术当天就会出院移往照护机构。
在瑞典，入住照护院所的高龄者，通常也会在同一机构中进行安宁照护。
不过少、也不过多的医疗环境是所有人的理想，而医疗环境则取决于该国本身的医疗制度，想要实现理想的医疗可说难上加难。瑞典的高龄者医疗可能介入得太少，但也有其优点所在。
在人生接近终点、已不再进食的人，医院也不会用点滴或经肠道营养干涉，患者就以自己能吃得下、喝得下的量为主，让生命依循自然的脚步逐渐枯萎、回归。
当入住者过逝后，医师也没有必要火速赶到现场，遗体会保管在照护院所中二至三天，医师在这期间内过来确认死亡开立证明即可。
原本以为，瑞典不做延命医疗，所以平均寿命想来会短，在经过调阅普查资料后发现，2012年瑞典平均寿命为81.7岁，意外地，落差远没有那些长寿之国想像中大。
【养老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值得深思】
当我们老了，老年生活会如何度过？还是我们压根就敢去想自己会老去的那一天？
是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还是去选择去公立养老院养老呢？无论哪一种养老方式，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老到不能动，没办法，不能生活自理的时候，我们也都不得不面对自己逐渐老去，如何去养老这个问题。
老和死，究竟哪个更可怕？
老和死，如果比较起来，哪种结局更可怕？死，可怕吗？不可怕，因为地球有人类以来，已经走了近千亿人。况且，我们在街道上看着能行走的人，大都熬不过百年，眼前能走动的人，总会有一天陪着你我先后离开。
正常的生到死，转瞬间。死，是必然。
相比于死，老，就可怕了。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受着衰老。
无论是社会、医生、患者或患者家属都期望治愈疾病、延续生命，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向衰老和死亡。
老龄化的社会，令人恐惧的并不是变老本身
心理学家曾经做了一个跟踪实验，实验对象的年龄从18岁到94岁，研究人员定期随访查询实验对象并记录他们的心情。结果出乎意料：对比年轻人，老年人的焦虑、压抑、愤怒更少，开心的时候更多，也就是说年龄的增长并不会让老年人变得不快乐。
让老年人害怕的并不是衰老导致的生命终点，而是之前的种种状态：
逐渐丧失的感官（视力、听力）、记忆力、消化功能、活动能力，不得不改变原本固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失去了同龄最好的朋友和伴侣，可以说，老——其实就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
你会发现，任何人都不会接受任何关于衰老与痛苦的美化，原因很简单：你经历过，你每天都在经历，这是无法美化的事实。
自1960年开始，人类寿命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六十岁以上人群寿命的延长，而非来自拯救更多的年轻人。大部分寿命增长是因为老年人生活的改善、更多可以延长生命的医疗手段。在医学进步、科学发展到可以让人们越活越长的时代，老年，这个身体、精力、人际可能全面衰退的人生后半段也需要被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