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参加“八一”南昌暴动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彷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采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后，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五百六十人，总共兵力约二万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一万三千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十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反水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与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花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出发，沿途放冷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