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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全藏最神圣的佛殿——大昭寺是怎么被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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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2002年期间我采访了一位年约五十的女子,她曾经当过八角街居委会主任,是那种常见的随着时代的风向摇摆不定的积极分子。她看到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的反应耐人寻味,尤其是砸大昭寺的照片和批斗贵族、仁波切的照片,令她很不自在。


她先是承认说,是的,大昭寺被砸了;但又赶紧说,那都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干的,是拉萨中学的学生们,不过他们都是小孩子。

我问她,没有居民吗?听说有很多居民参加了。她飞快地眨眨眼说,可能有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进去,但我知道是学校里的红卫兵去砸大昭寺的,后来可能有居民也去砸了一点,可当时只有学生敢这么做,其他人哪里敢啊。

那么,你当时在场吗?我问。我当时,她说,我们当时听说砸大昭寺了,都跑去看,但没进去,不知道里面砸成什么样了,后来我们又跑到大昭寺讲经场“松却饶瓦”那儿去看,当时跑来看红卫兵砸寺庙的人很多,从哪里来的都有,本来有的在转街,有的在转经,听说有这样的事情都围过来看。

那时还有人转经吗?我问。有,她说,红卫兵是突然来的嘛,红卫兵什么时候要来谁也不知道,所以还有转经的、磕头的,这些都有。不过像这些举小红旗的,喊口号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是居委会组织起来的。她指点着照片。

那你们看见这种场面时,心里是什么想法呢?我问。

她迟疑了一下说,怎么说呢?心想就这样把这些都砸了吗?可是,想说什么的话也不敢说,对吧?不然就会扣帽子,对吧?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啊。可是,她有些激动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然后这样动员那样动员的话,那些学生怎么会去干这种事情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一次都没去砸过寺院(有意思的是,在这段话里,像这几个词:“组织”、“事实”、“扣帽子”、“炮打司令部”,她都是用很标准的汉语说的)。

其实这位积极分子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2003年我还采访过一位曾当过河坝林居委会组长的女子。她说:“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太坏了,砸的砸,扔的扔,什么都破坏了,如今又要重新恢复,但是能跟以前一样吗?那时候说宗教是不能信的,必须要砸烂宗教,很多藏人就这样去把自己的宗教破坏了,当然这里面有害怕,也有的真的不信了。再加上从共产党到西藏以后,已经十多年了,宗教的影响一天天小了,很多年轻的藏人不懂得宗教,只有年纪大的藏人坚持信,这又有什么用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年轻的藏人冲在最前面,让他们砸哪个他们就砸哪个,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当然后来随着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又反过来觉得还是宗教讲得对,所以转经的有,磕头的有,朝佛的有,这里面好些人当年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现在信了,非常后悔。”

从小出家为僧、一九五九年至文革时期当过居委会民政委员、红卫兵、民兵和造反派、文革后复又皈依佛教的强巴仁青也算得上是积极分子,但他当时确实是把宣传“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当作另一种宗教去接受、去听从、去行动的,所以在他的回忆里有许多矛盾和困惑,反倒凸现出一个普通人真实的思想和经历。2003年初,在一位长辈的介绍下,我采访了75岁的强巴仁青老人,听他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是这么讲述1966年8月的“破四旧”革命行动的:

“……先是在合作社开大会,那是一个动员大会。冲赛康居委会的头头都来了,说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要‘破四旧’、‘立四新’。不久我们又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胜利办事处(下辖八角街、冲赛康等四个居委会)的张书记说,要把刘少奇和达赖喇嘛的照片取下来,要砸烂‘苏西’(拉萨老城四个方向的角,以矗立的经幡旗杆为标志)和‘厥西’(四个护法:布达拉宫、大昭寺、丹杰林寺的护法,还有一个护法,强巴仁青说忘记了)。说这些都是‘四旧’,是四个旧东西;还说,‘苏西’和‘厥西’在哪个居委会的地盘上,就归哪个居委会去砸。

“我们冲赛康的任务是砸‘嘎林古西’。嘎林古西是在帕廓北街郎孜厦和嘛尼拉康旁边的一座白塔,有四个门。历史很长,差不多有五百多年了。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大商诺布桑波修建的,所以在这塔里供着他的遗体。

“当时我是民兵里面的小干部,相当于班长。我们的头头是岗珠,他现在还在,是冲赛康居委会的书记。他带着我们到了嘎林古西跟前,让我和一个叫索朗的小伙子(他现在已经死了)爬到佛塔上去了。反正当官的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所以我们就爬到塔上面了。塔的顶是那种有月亮和太阳的装饰。我和索朗用十字镐挖,挖不动,因为钉得很结实。又用绳子套在上面使劲拉,这下拉倒了,露出里面的很多宝贝,有九眼石、绿松石、珊瑚、翡翠等等,还有金子和银子。我就用哈达包起来,还告诫同伴说,不要拿啊,然后就把哈达交给了居委会的一个头头罗罗拉。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我过去是僧人,现在做这种事情,这是有罪孽的,可是不革命又不行,所以我就默默地许了一个愿:但愿我的来世投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修一座跟这一模一样的塔。这时候,拉萨中学的学生来了,敲锣打鼓的,还喊了很多口号,说是要大破‘四旧’。”

“不过我们没有砸完这个塔,因为城关区建筑队的头头来了,说这个塔不是属于冲赛康的,所以砸塔的任务就由他们接管了。他们还把诺布桑波缩得很小的遗体拿出来游街示众,然后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塔里面的所有宝贝也被他们拿走了,不知道是上交了还是私吞了,总之再也找不到了。就在这天,大昭寺被砸了,主要是八角街居委会干的,因为大昭寺是属于八角街居委会的。”

化名为久吉的六十多岁妇人是木如居委会的居民,其实是我父亲的表妹,如今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度两地。2003年在我对她的采访中,她回忆说:

“有一天居委会通知我们,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装去开会,要带上锄头、十字镐和背兜,家里一个人也不准留下,也不准请假,谁要是不去的话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于是我们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居委会挨家挨户地点人数,看人来齐没有,然后开会,宣布要‘破四旧’。然后让所有人排队出发。”

“那么到哪里去呢?原来是把一部分人带到赤巴拉康,一部分人带到居麦,一部分人带到希珠拉康。赤巴拉康在小昭寺的隔壁,是一个佛殿;希珠拉康是吉崩岗附近的一个小佛殿;居麦是下密宗学院,又叫木如寺。它们都是属于木如居委会的。居委会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冲在最前面,把两个佛殿和居麦都给砸了,我们这些人就把砸碎了的佛像装在背兜里,去倒在路上和街道上。把经书也一张张地撒在马路上。居委会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也是其中背着背兜倒佛像的人。不去是不行的,不但会挨骂,而且还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那就是取消户口和粮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没有一个人胆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于恐惧不得不去这样做的。除了那些积极分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

“吉崩岗居委会的任务是砸小昭寺。小昭寺里供奉的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是当年尼泊尔公主带来的,金属做的,不像其他佛像是泥塑的,砸烂以后可以倒在路上,所以就被锯成了两半,扔在拉萨的一个仓库里。文革结束后竟然在北京发现了上半身,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派人送回拉萨,跟下半身重新拼凑在一起,又供奉在小昭寺里面了。”

“心里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时候,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呀。天哪,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还刻的有经文。贡觉松(向三宝祈祷)!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啊。……人们都害怕去那里解手,可是不去的话,居委会的干部要骂。当时这些都是居委会安排的。”

由此看来,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各居委会扮演的是贯彻、组织和实施的角色。可是,如果没有来自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的指示和安排,各居委会敢于擅自主张吗?正如一位居委会的干部所说:“居委会这么做也是城关区安排的,城关区的上面是拉萨市,拉萨市的上面是自治区……”。当然学校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曾经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红卫兵正是出自中学和大学,学生红卫兵因而具有某种神圣的地位,不论怎么做也是“造反有理”。

另外,很多人还补充说,在砸寺院的运动中,最早确实是学生红卫兵或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很踊跃,后来则经常逼迫寺院的僧侣去拆寺砸庙,这是因为“你们自己塑的‘牛鬼蛇神’你们自己去砸”。几乎每个人都说虽然心里并不情愿,但不服从是不可能的,不然就会挨斗甚至进监狱,那种气氛实在是可怕极了。

必须肯定的是,那大权在手的始作俑者,或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化身为向全国人民挥手致意的毛泽东;或近在咫尺,化身为执掌西藏军政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或者城关区的某某书记、居委会的某某主任等等。但我们同样能够肯定的是,无论自觉与否,无论盲从与否,无论被迫与否,尽管那些参与者们终究都是被蛊惑、被操纵、被利用的工具,但也有很多本地人。而这些人里面,既有学生红卫兵,也有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农民红卫兵、牧民红卫兵,还有普通老百姓,即所谓的一般群众,这应该是确曾有过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面有多少人是因为在充满美好许诺的新思想的鼓动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投入到渴望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变革之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在极权统治所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的威慑下,并不心甘情愿地卷入到来势汹猛的、欲要颠覆一切的潮流之中?这二者,到底是非此即彼,还是兼而有之?

有必要仔细研究我父亲拍摄的那些砸寺院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大昭寺的顶上,与西藏宗教截然不同的异类或者说异教符号 — 毛泽东的画像、五星红旗 — 占据了原本所竖立的以“祥麟法轮”为佛教象征的位置,显示了千百年来在西藏大地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而这一切,其实是由原本属于这一块土地上的子民,那些已经脱下藏袍、扔掉念珠和转经筒而换上军便服、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红缨枪的年轻藏人,以一种与其祖祖辈辈同样强烈的宗教感情去实践的。当他们把毛泽东的画像抬上旧日宗教的殿堂,是否意味着在他们的心里,毛正是一位威力无比的新神?

所以,在照片上,大昭寺门前数不清的云集于此的人们,在这一时刻被定格为这样一群仰望者。但在过去,在同一个地方聚拢的,却是无数虔诚地匍伏在地的信徒。在事隔几十年后的今天,也同样聚拢着众多的磕着等身长头的信徒,这里面有多少相同,又有多少根本上的不同?在这些男男女女都穿着千篇一律的彼时流行全中国的军便服的人群中,唯一一个面目清晰的男人,以这样的服装以及统一的发式让人无法辨认得出他是藏人还是汉人,但这种辨别已毫无必要,因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相当一部分藏人与中国各地的汉人以及其他民族一样,都有了相同的信仰,他们堪称真诚而畏惧的心中都有了同一个神:毛泽东。

--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如此呢?难道是因为突然之间发生的剧变,使得改天换地,新桃换旧符,新神替代了旧神?对于藏人来说,抛弃自己的神灵应该不会是他们自己所希望的,而是自从一九五零年,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以来的事实,证明了外来的全新的神灵之强大,足以将本土的、古旧的神灵打败。他们可以说是目瞪口呆地、惊心动魄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而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时,不得不低头接受了这个事实。所以,全藏最神圣的佛殿大昭寺被砸了,某种表面上的“神灵转换”也发生了,当然这并不长久。(完)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RF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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