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川普于8月13日发推文表示：“我们的情报告诉我们，中国（中共）政府正在向香港边境调动军队。”图为8月15日，深圳湾体育中心外，有大量军车集结。
提请读者注意：本兵棋推演所依据的事件及香港形势截止于2019年8月11日。
前言：抗争策略谈
面对香港目前的全民抗争，北京当局如果出动大批武装力量实施大规模镇压，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能不能描绘一幅相关图景供大家参考呢？处于捍卫自由、争取民主第一线的广大香港市民对此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客观需求，甚至国际媒体界、外交界、政界、军界等可能也同样如此。因此，笔者试着尽其所能，把某些相关要素尽可能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作一点兵棋推演，以回应上述需求。既然是推演，结果就不能保证准确无误，甚至可能会有较大偏差，这一点希望读者见谅。这篇《中共出兵香港兵棋推演》属于急就章，权且抛出作引玉之砖。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香港人民此次抗争成效空前，最重要原因之一是通过网络通讯让人人明白抗争运动的步骤和态势，个个知道自己和同伴们应该做什么，很好地实现了“知己”。在“知彼”方面，香港人民还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共的罪恶底线–––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它“保底”的手段就是军队，就是军事镇压。《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每每置“知彼”于“知己”之前，可见“知彼”比“知己”更重要。因此，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就是“知彼”的首要任务之一。
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会不会吓退一部分人？
会的。但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近乎单一的街头抗争方法在某些形势下的局限性。客观清醒地面对中共大规模军事镇压这个绕不开的问题，会促使从事抗争的一大批有心人尽快地、更积极地使抗争形式多样化、战术动作多样化、方法策略多样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从而更好地动员群众、把抗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孙子兵法》曰：“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如果不充分了解可能导致抗争失败的隐患(中共军事镇压威胁已经是“显患”了)，不仅面对中共突然镇压会束手无策、牺牲惨重，而且在形势有利之际也同样会看不到某些发展抗争成果的潜在良机。
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减弱目前抗争的声势？
会的。但如果大家都像“六四”学生那样寄希望于“军队不会来”或相信“军队不会开枪”，香港的抗争就更有可能重蹈“六四”覆辙。宁可有备而无患，不可无备而受患；无备则患或自来。一定程度上减弱街头抗争的声势，正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必要代价。不过，这并不影响抗争以新的策略和形式更有效地发展。例如，比起大部分街头抗争，“万人接机”并不直接面对警察暴力，但抗争效果却更好。进，要预留好退路；退，要着眼于反攻。想要做到进退适时、进退有度、进退自如，首先要懂得如何以退为进。《孙子兵法》最反对的就是统帅部不知进退的行为–––“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
中共正在以武力威胁恐吓香港人民，让大家关注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是否有可能无意中助长、放大了中共武力威胁的效应？
这是分析这个问题最大的难点，所以不少人选择了暂且回避。效应体现为效果或结果。从逻辑上说，让全体香港人民对此知情，会有以下可能的结果：
一，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很多人退却了，抗争不了了之。
二，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大家不作策略调整，继续原来的抗争方法，遭到大规模镇压。
三，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大家作了策略调整但调整得还不够，抗争仍然无果而终。
四，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大家作了充分的策略调整，以新形式、多样化深度发展抗争，把抗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会有以上四种结果。反之，如果不知道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大家更容易不作策略调整，继续原来的抗争方法，就更可能导致以上第二种结果，即最坏的结果。明明面对威胁却熟视无睹而不通变，这完全不可取。面对中共出兵镇压的威胁，香港人民可以“将计就计”、敌变我也变，根据敌情而灵活机动地调整战术、改变抗争形式。这就是《孙子兵法》所称道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有人会问：中共会不会表面上威胁，实际上无力甚至无意镇压？
以中共的嗜血本性，它肯定有镇压的动机，这是愿否镇压的内因问题。至于国际舆论的压力、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等对中共的制约，这是能否镇压的外因问题。分析应当首先看内因：中共镇压人民的邪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再看看外界制约它的力量如国际舆论等，这些外因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人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作进一步争取和调动，以最终制止大规模镇压。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香港人民高水平网络通讯的非组织化行动，“遍地开花”的游击战打法，头盔和防毒面具的使用等一系列创意举措，属于“伐谋”即“谋略战”；G20峰会之际在国际报章刊登“反送中”广告，属于“伐交”即“外交战”；游行示威，街头抗争，与警队对峙，属于“伐兵”；冲立法会，属于“攻城”。
面对中共军事镇压的不时威胁，人们打“持久战”的耐心容易日渐消耗，企求单靠街头抗争一蹴而就的投机倾向却有可能滋长。大家一定要避免“攻城”，不让中共有镇压的借口。调整“伐兵”的频率和节奏，更好地养精蓄锐，更多地以逸待劳，减少中共势力制造暴力冲突的机会。更多、更好、更多样化地“伐谋”、“伐交”，把这两篇文章做足。《孙子兵法》曰：“胜兵先(有把握)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投机)求胜”。香港人民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进一步认清中共镇压人民的本性；其次要对其军事镇压的部署和步骤有具体细致的而非笼统抽象的全面了解；其三要进一步“伐谋”(如对战略战术作调整)、“伐交”(如呼吁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香港、对香港警察实施统战)，尽一切可能“先胜而后求战”。
有人可能还会问：中共不管有力还是有意、无力还是无意，反正都有可能出不了兵、有可能镇压不了香港人。我们降低街头抗争的规模和力度，不是有可能丢掉近在手边的胜利果实吗？
《孙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强调：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寄希望于自己有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寄希望于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取之道。
寄希望于中共不会出兵香港，是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单靠街头抗争轻易取胜，是投机倾向。让全体香港人民了解中共出兵镇压的预案，能破除侥幸心理，能纠正投机倾向，能促使抗争艺术多样化，能让香港人众志成城地迎接一场持久战，并且在条件允许时尽力促成(但平时不寄希望于)它转化为速决战。
笔者呼吁香港人民学一学《孙子兵法》，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这部军事学著作及其原理同样有助于我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推荐大家浏览一下共军经典《超限战》；该书第八章共17页(篇幅不长，一小时可读完)，提出8个原则：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作、全程调控；大家也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用于“以共制共”。有条件者要看更多兵书，实在没有条件的，就看看“三十六计”也不错。
笔者希望香港人民个个学兵法，人人懂谋略，时时观态势，处处用战术，打一场天灭中共的人民战争！
兵棋推演一：出兵概率
香港人民自2019年6月初以来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全民性游行和大规模集会(简称“反送中运动”)，轰轰烈烈，此伏彼起，延续至今。与此同时，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的概率也在不断变化，并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从6月初至6月底，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一直在30%上下徘徊。
第二阶段：从7月1日起，以“冲砸立法会事件”为转折点，这一可能性向50%攀升。7月21日因“泼墨中联办国徽事件”而升高至50%。
第三阶段：从7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权威不容挑战》起，经过7月24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发表威胁言论，已达到52%左右。这一阶段截止于8月7日，其标志为港澳办和中联办当天在深圳召开的香港局势座谈会。会上，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指港人抗争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表示，现在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退无可退”。至此，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突破55%，而且呈“刚性”特征，很难回落。
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于8月8日开始。8月11日香港尖沙咀一女性示威者被警察从高处用布袋弹击中右眼导致失明。这一事件或为镇压“预热”，且显示中共决心出兵香港的可能性已经升高至60%。第四阶段将结束于中共出兵香港之日或(以小概率)终结于危机化解之时。
7月1日“冲砸立法会事件”已经为事实所指证、为舆论所公认是港府、中共特工或亲共势力所为。7月21日的“元朗车站白衣人袭击民众事件”也同样如此。其实，以中共煽动仇恨的传统和惯用手法来看，7月21日“泼墨中联办国徽事件”、7月23日“何君尧家族坟墓被毁事件”等，基本上可以断定同样有很大概率是港府、中共特工或亲中共势力所为(至少是挑动民众愤而为之)；其目的是通过“苦肉计”，嫁祸于香港学生和市民，以便为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找到借口。
以中共专制的特性，它不会容忍香港特首普选、立法会普选(简称“双普选”)的正当诉求和民主意识进一步蔓延。中南海2007年、2008年、2012年、2017年多次违背有关承诺，阻挠或延滞“双普选”落实，已经理屈词穷，所以妄图通过制造事端和冲突，以便宣称“形势发生了变化”，港人的诉求“被人利用，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香港治安已经无法保证”等等，来为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找到借口，进而通过军事镇压来为自己政治上的尴尬地位“翻盘”，并借此来最终阻断香港迈向“双普选”的进程。
因此以概率而论，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自6月初起就不是“黑天鹅”事件，现在有可能进一步向“灰犀牛”事件转化。(参见本文附录《“反送中”与“六四”比较》)
兵棋推演二：驻港部队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对香港用兵有以下两种情况。
《基本法》第十四条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基本法》第十八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就大体而言，《基本法》第十四条主要规定了动用驻港部队的法律权限，第十八条则主要规定了动用现驻大陆解放军部队大批进驻香港的法律权限。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7月24日有意把广大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基本法》第十四条，但这不过是“疑兵计”。中南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第十八条也。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1997年随驻港部队领导调查香港社会情况时，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香港人分为人数大体相等的三类：第一类是接受港英教育的原居民；第二类是1949年至1950年间遭共产党清算和打倒后逃到香港的；第三类是大饥荒(1959-1962)和文革(1966-1976)期间逃亡香港的。徐焰还说明，这是为驻港部队掌握香港社会情况提供依据的。
2018年，徐焰在一次讲话中再度提及这个所谓“三个三分之一”的分析，可见这也是为中南海制订近期香港政策提供依据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共针对香港的政策导向或取向：对第一类人尤其要“去殖民化”，打掉其“傲气”；第二类人属于当年漏网的“阶级敌人”，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甚至应当考虑镇压；第三类人完全由共产党治国无方所造成，徐焰也只能说“他(们)对你(共产党)印象好得了吗？”所以对他们需要“思想改造”，甚至送进类似中共开办于新疆的“再教育营”。
徐焰的“三个三分之一”论提示我们：中共已经把百分之百或近乎百分之百的香港人分别视为敌对者、半敌对者、准敌对者、潜在敌对者、敌对势力同情者。依照这一判断以及中共的意识形态惯性，提前在香港实施“一国一制”就应该是一项较为紧迫的战略任务，决不能长期等待、拖延、迟滞，即使毁掉“东方之珠”也在所不惜。
根据《基本法》第十四条，驻港部队执行任务后一般马上要回军营。即使驻港部队不受第十四条制约(而是按第十八条行事)，为保障建立“一国一制”而在香港实施军管，其8,000至10,000人的兵力也嫌太少。
中共所希望出现的局面或它所有意诱导的趋势，实际上就是第十八条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只有这样，北京才可以通过调动大部队进驻香港实行军管，终结“一国两制”，推出“一国一制”，并且“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如上所述，中南海一直希望的是尽早实现“一国一制”。香港回归以来，有关“双普选”、《二十三条》、“雨伞运动”、“德育和国民教育科”教科书、“一地两检”、《逃犯条例》等一系列纷争其实皆由此而派生。要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就需要中断邓小平“五十年不变”之说所承诺的期限以及平稳的过渡进程。要中断具有法理依据的承诺，需要外加强制力或动用武装力量。但主动使用国家暴力工具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干预，因此中南海必须首先找到借口来声称它只是“不得不”使用武力；而这个借口就是所谓“动乱”，而且必须是大规模“动乱”，甚至可以是所谓“颜色革命”。
笔者再强调一下这一逻辑链：中南海要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就要中断“五十年不变”；要中断“五十年不变”，就要动用武力；要动用武力，就要先制造“动乱”；由于仅仅动用驻港部队兵力无法保障“一国一制”，所以就要把“动乱”规模搞大，这样才有借口派遣大部队进驻香港，提前实现“一国一制”。因此，中南海最关注的肯定不是与一般“社会治安”或小“动乱”相关的《基本法》第十四条，而是与大“动乱”或“暴乱”相关的第十八条。
制造或挑动上述“冲砸立法会事件”、“元朗车站白衣人袭击民众事件”、“泼墨中联办国徽事件”、“何君尧家族坟墓被毁事件”等，目的都在于通过诱发暴力行为、累积暴力效应、扩大暴力规模、提高暴力烈度，逐步把局势推向第十八条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安全或统一的动乱”，从而为中共动用大部队出兵香港找到借口。如果民众只有个别、轻微的暴力行为，甚至根本没有暴力行为，那么中共特工或亲共势力就会来打、砸、抢、烧、冲(击)，制造出中南海所需要的“暴乱”和失控局面。这就是曾庆红说“香港越乱越好”的原因所在。
因此，人们如果想预测中共会不会大规模出兵香港并且实施大规模镇压，主要观察点不应当是驻港部队，而是要看香港局势与《基本法》第十八条的相关性，要看香港的暴力事件(或所谓“暴力”事件)是否被中南海认为(或故意一口咬定)严重到需要派出大批赴港部队越界从大陆进入香港特区。至于驻港部队，即便在大规模镇压时，也会较少开枪甚至有可能无需开枪。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1)镇压前的例行侦察、“战前”踩点，为制订出兵方案提供情报。
(2)临镇压时(“第四阶段”末尾)接引大部队到位，抢占、控制或保卫各战略要点，包括机场、海底隧道、桥梁、码头、关键设施等，如大帽山雷达监听站、香港国际机场、石岗空军机场、青马大桥、汲水门大桥、昂船洲海军码头、中环附近的各个码头等。
(3)镇压开始后，为前线指挥部提供协调、参谋、特种通信等各种支援。
在大规模镇压之际，驻港部队的任务和行动应该与“六四”期间的北京卫戍区差不多，所以不是开枪的主角。
兵棋推演三：赴港力量
“六四”期间，中共为了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动用的部队来自当时全国陆军24个集团军中的14个集团军；此外还有部队来自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以及北京军区第14炮兵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北京市武警总队、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等。总兵力达25万人至30万人。此外，还应当加上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警察人数。
根据“六四”的情况推论，中共要镇压香港人民当前的抗争，除动用香港警察(约30,000人)和驻港部队(8,000至10,000人)以外，可能还需要再加上70,000至80,000人的兵力。这七万至八万人的赴港兵力构成中，估计武警比例最高(约40%至60%)，解放军次之(约35%至50%)，大陆警察比例最低(约8%至15%)。
(1)赴港大陆警察，由于受粤语(广东话)能力限制，应该以广东省公安厅下属部门为主，主要任务是维持实施镇压后的香港社会秩序，其次才是参与、配合镇压。
(2)赴港武警部队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就近驻扎在广东、湖南两省的武警第126机动师，师部驻广东省广州市，估计其主力会开赴香港。布署于全国各地的14个武警机动师，除武警第126机动师外，其他13个机动师估计每个会派出营级、团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估计每个会派出连级、营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让每个机动师、每个省级总队都赴港“参战”，目的之一是为了迫使它们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互相防范，以防止有部队临阵倒戈、发生兵变。
(3)赴港解放军陆军部队可能来自2016年新组建的所有13个集团军，估计每个集团军会派出营级、团级或更大规模的兵力赴港。之所以要让每个集团军加入镇压行动，其目的之一也是迫使它们互相监视、牵制、防范，以防止兵变。1989年“六四”期间参加北京戒严的14个集团军就是如此这般部署的。
这也同时意味着赴港解放军部队可能来自所有五个战区(而参加“六四”镇压的部队来自当时七大军区的其中四个)，而且还会包括其他军兵种(如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空军空降兵、海军陆战队)。
隶属空军的空降兵军(原空降兵第15军，军部湖北孝感)按其驻地可分为湖北省孝感市的“南集群”和河南省开封市的“北集群”。前者主要用于向南展开，后者主要用于向北展开。估计两个“集群”都可能派出下辖若干部队出兵香港。1989年“六四”期间该军主力(包括“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4旅和“北集群”的原空降兵第43旅)参加北京戒严，6月3日下午从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出发向北开进，于次日凌晨进抵天安门广场。
(4)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原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军部驻广东省惠州市，与香港近在咫尺，估计会担任戒严大军的先头部队。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第74集团军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六四”事件中的原第38集团军。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部驻河北省保定市，为驻地离北京最近的集团军，也是“六四”期间最早进京的部队(该军1989年4月22日首次受命进京遂行胡耀邦追悼会警戒任务)。
第74集团军陆航团(原第6陆军航空兵团)驻地及机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与驻港部队空军航空兵团驻地香港新界元朗区的石岗机场之间的直线距离约154公里。第74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团(原第42集团军第124两栖机械化步兵师第372团)驻扎在深圳，与香港特区仅一河(深圳河)之隔。该团曾经有过突破街垒等城市巷战的训练，有可能担任赴港大军先头部队的“开路先锋”。
(5)香港地区军事管制和军事镇压的前线指挥部一般会设在深圳，负责统一指挥驻港部队、解放军赴港部队、武警赴港部队、大陆赴港警察、香港警察等等。整个行动的战役预备队也会在深圳集结待命。
(6)负责整个占领、镇压、军管行动的香港戒严总指挥部一般会设在中南海中央军委值班室或北京西山地下掩体内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室，以利掌控战略全局。为了防止全国各地人民受香港市民抗争的感召而群起响应、奋起抗争，同时为了防止全国各地可能发生的兵变，中共估计会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高度戒备。拱卫京师的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镇守中原的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原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军部河南新乡)，随时准备向各个方向快速机动、随机投送的空降兵军(原空降兵第15军)，至少这三支精锐之师，会提高战备等级、处于值班待命状态。香港一地可以牵动全局、引发百万大军的调动，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