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在“富起来”之后，卡拉OK戏玩，连同香港消费者，喜欢玩一种叫做“斗地主”的扑克牌游戏。
什么叫做“斗地主”？是用来纪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
“革命”成功，除了大举复仇，“镇压反革命”之外，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地主及其子女枪杀处决、残酷斗争，最后歼灭了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
但三千年来，中国人社会的稳定，端赖于两大系统：皇帝在京城，统领一个文官集团，这是中国的政治系统。各地的地主，将土地出租，或雇用农民为他们耕田，这是中国的经济系统。
两套系统，互不相管。地主农民不管国家大政，皇帝和文官也不管全国的农业，地主懂得农业成本利润经营之道，皇帝和文官只负责税收。因此，改朝换代之际有动乱，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大旱而饥荒，农民遭到裁员，变为流寇；一是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若没有这两件事，一个朝代可以维持三数百年，相安无事，结构非常稳定，而且经济繁荣。
直到毛泽东出现，学了西洋的马列，认为中国的农耕文化，除了剥削二字，并无可取。但人类任何经济，都有贫富差距。中国农业经济的贫富问题，源出于最古老的井田制。
井田制规定：土地分成九块，八户各占一百亩，各自耕种，中间一块，八户共耕，产品当做交税。
理论上好像很公平，但没想到每一片私田的农户，耕了二三十年，各自有数目不同的子女。有的儿子勤劳，有的儿子懒惰。分得百亩田，就要多生儿子，减少人丁不长进、良田荒芜的风险。
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井田制废除了，但井田概念留下来，千百年演变，有的田面积大，有的田小。勤劳的农户，积聚了钱，逐渐不用自己耕了，可以雇用其他农民代劳。其中当然有懒惰好闲者，变成泼皮流氓。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皆知此套农业经济，并无问题，房玄龄、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没有一个是批判地主剥削的。但唯毛泽东利用农民此一泼皮下层，煽以“地主剥削”之马克思理论，于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和中国文化，曲解而仇恨，摧毁地主阶级，代以人民公社，并以党委书记取代地主。
书记不懂得农业，只会斗争，后来的事，不必细表。走错这第一步，即使邓小平出来鼓吹发财，城市有了工业，但几千万的党员系统，本来就不事生产，更全力投入贪污。
这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