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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海辛: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斗争是硬道理”

进入所谓的"新时代"不久,流行的关键词从发展变成了斗争,于是坊间屁民戏称,发展是硬道理吃不开了,现在斗争才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老邓提出来的一个浅显易懂的口号,也是改开时代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个道理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符合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的现代化理论。韦伯自己承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也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有深刻的了解。他不像马克思那样把历史分成原始、奴隶与封建这几个阶段,而是对历史拦腰一刀,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在19世纪末那个时期,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只有英美法德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余国家都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理论,可惜是错误的。

中国的转型起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今已近180年,但至今还处于历史的三峡中,或说,这个转型至今尚未完成。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心任务就是发展。改开40年,中国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重心还处于传统状态,还未进入现代社会。为何会这样?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这也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文化决定论的问题)。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都认为,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社会与文化是同构的),分为三个层面,最底层的基础是器物,在其上的是制度,位居顶端或核心的是观念(我们通常把观念称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首先是观念外化为制度,然后制度与观念共同物化成为了器物。

我国转型不顺的根源在于,只重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我们过去以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这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不知道制度与观念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重心。或曰,只知道"船坚炮利",却不知道这后面的制度与观念的决定性作用。

为此,我们已经在19世纪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了一次。当时中国的精英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只看到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不肯把落后的皇权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而日本的精英如福泽谕吉和西乡隆盛则比中国看深了一层,把现代化从器物层面引申到了制度层面。后来日本能击败大清,很大程度上与看深了一层有关。当然,福泽谕吉之流毕竟没有认识到观念的作用,只把日本的现代化限制在器物与制度的层面,在观念的层面,还是保留了日本的"和魂"价值,为此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半吊子现代化战略,正是这个不彻底的战略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压迫下成功实现了观念层面的转型,废除了武士道等传统价值,接纳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因此,日本才能彻底完成转型,成为非基督宗教文化圈的第一个实现转型的国家。

老邓对发展的理解,并未超出李鸿章的水平,仍旧是把经济的增长等同于发展。发展当然离不开经济增长,但不能仅限于经济增长。因为改开只有经济与器物层面的改开,在观念与制度层面还是如李鸿章一样死抱"祖制"不放,所以伴随着经济增长,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同步增长、累积、溃烂。这种现象被社会学者称为"现代化的通病"——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等等。

我国高校里讲授现代化转型的专家首推北大的尹保云教授,《现代化通病》就是尹教授的代表作。老邓半吊子的改革引发的现代化的通病又叫"发展病"。这是由于发展不全面、不彻底造成的。如果不发展,中国还处于计划体制下,大家一样穷,也没有现在这种社会病。看看北韩,那里只有一种病——穷。解决这种现代化的通病还是要靠发展,也只有全面发展、深化发展,才能跳出我们眼下的陷阱。

环顾四邻,伊朗巴列维国王在上世纪60-70年代搞的现代化,与中国有一拼。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经济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造成了底层穆斯林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正好给流亡在外的霍梅尼以机会,结果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终止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

2012年秋,新班子上台。按照所谓的"问题意识",摆在新班子面前的两大问题:其一是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二是无官不贪,全面腐败。如果当时能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说不定能杀出一条血路,使胡赵时期被中断的改革能继续进行,那么,今日中国的改革一定能超越越南的步伐,也不会陷入与美国全面脱钩的危机中,延宕近170多年的转型有可能冲出历史的三峡。但是在堆积如山的问题面前,中国再次错失机会,走上逐步左转的老路。

有人也许会说,今天的情况与老邓那时不一样了,进入了新阶段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背离老邓路线应该能带来新气象,取得新成绩。但情况正相反:一旦放弃以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各种危机接踵而至,使人应接不暇,难以招架,改开40多年积攒下的家业有可能全部折腾光,14亿国民要准备过北韩那样的苦日子。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还处于老邓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未过时,所谓"厉害国"不过是小资文人的左倾盲动。

有人辩解,现在没有背弃党的基本路线,不过是根据新情况,对基本路线进行了完善、提高。如果真是这样,为何"发展是硬道理"会蜕变成"斗争是硬道理"呢?

有人说,要实现伟大理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那么老邓当年的改开事业何尝不是伟大理想,老邓怎么没搞伟大斗争?实事求是地说,老邓当年搞改开,阻力也是十分巨大,老邓当然需要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对象不在外部,而在党的内部、在每个老干部的头脑里。所以老邓提出了要解放思想,不搞争论,要大干快上,实事求是,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也就是说,老邓的斗争就是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革命,这是老百姓能接受并欢迎的,也符合韦伯的现代化理论。

然而眼下的斗争却走板变味了,变成了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了。继续革命就是斗争,斗争就是整人。老毛时期的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类人,最后还要加上知识分子,所以读书人荣膺一个雅号——臭老九。

现在谁是斗争对象?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这些躲在国外的先不说,国内的有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各种分裂分子,还有异议人士、法论工分子、反计生人士、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等,老百姓当中有钉子户、上访户、各种维权人士等等。严格说来,由于党的事业十分伟大、范围极其广泛,所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斗争对象,为何这么说?因为保不定那一天党的事业就会影响到你的权利。譬如,随着经济下行,失业人口增加,你就有可能下岗失业,这时你就可能心怀不满,成为慰问对象和斗争对象。还有,随着毛衣展和通货膨胀,有可能农产品会恢复票证限制,这对于天天离不开鸡鸭鱼肉的吃货而言,就有可能走上对党不满的道路,变成斗争与慰问对象。

有人会说,斗争与发展是不矛盾的,要发展离不开与各种错误的、敌对的势力和思想进行斗争。对此,我的回答是,这就走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老路。革命(斗争)是纲,生产(发展)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发展是硬道理"与"斗争是硬道理"是两条完全对立的路线,二者势如水火,无法共存并立。

斗争哲学的本质是绝对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所谓的绝对主义是一种哲学主张,认为世上真理只有一条,而且在我的手中,凡是反对我的,不赞成我的,都是谬误、邪恶。你跟他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他就会认为你右倾、是温情主义,最后连你也不被容忍,说不定还会成为"最危险的敌人"。

极端主义是绝对主义的逻辑发展,凡事好走极端,根本没有底线,以为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激进主义也是绝对主义的衍生品,对内对外动不动亮剑、动不动砸烂狗头,搞得到处都是敌人,你不同意他的那套你就是投降派,就是汉奸走狗,自己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虽然这些好斗分子也讲要善于斗争,但是斗争与发展是截然不同的。斗争的本质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发展则讲究调动一切积极性,讲究平等协商与契约意识。

斗争分子的善于斗争,当然不是讲宪法和法治,而是讲兵法和计谋。譬如当下还不能一下子摆脱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所以要忽悠那些老板为"自己人",只承认私营企业的必要性,有意回避私营企业的正当性。

发展是硬道理,那就要讲法治、讲诚信。政府言而无信,经济即使一时能上去,也会因为失去民心而马上跌落。

老毛搞的文革虽然荒谬,但还有一套相对严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邓的理论,说起来不深奥,都是常识理性,但用起来管用,立竿见影。而眼下的斗争哲学,却既缺乏理论,也难以实践。不过就是整人的借口,推卸责任的盾牌——你要对他问责,他就会说,不是我无能,而是敌人太坏太强大等等。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斗争是没道理。只有和谐,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峡,迎来中华民族的成功转型和真正富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NCN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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