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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马云交班背后的三件事

9月10日的告别晚会上,马云一身朋克造型高唱一曲“怒放的生命”。

9月10日,55周岁生日之际,马云把一年前的交班预告变成了今日一场独特的show。阿里集团在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挥别了其主要创始人。

与大陆媒体普遍以“中国企业破解‘接班困境’,马云开启管理新模式”之类的解读不同(它们甚至歪曲报导“外媒聚焦马云交班计划:马云地位不会降,一年交接时间未必够”),国际主流媒体,如BBC,则主要关注在这场阿里巴巴“交班”中马云的政治困境与制度“遗产”。

马云曾是中共的金字招牌。作为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者,也是《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一书的作者,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在中国的商界,的确不太容易找出“第二个马云”,而且短期内也可能不会出现。

但是,现在,为什么马云会“(被)交班”呢?

克拉克指出,如今的中共正转向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他对《纽约时报》表示,“不管他(马云)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与否和所能达到高度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作为一介草民(甚至是“贱民”),马云能把阿里系企业做到今天之地步(2018年阿里巴巴交易额约是亚马逊——中国之外的全球电商市场领先者——的3倍),也算是非常之人了。

对“(被)交班”,其实,马云早有准备。

其一,为确保财产权,设立离岸信托。截至2017年底,马云持有阿里巴巴总股份的6.4%;而马云持有阿里的方式,除0.2%为个人持股外,其余99.8%都是通过海外实体持有的,比如离岸家族信托(占其总持股的64.4%)、海外慈善基金会、开曼控股公司,总价值超过1,700亿人民币。马云的离岸信托,是以马云作为委托人,马云和他的家人作为受益人,此后,无论婚变或传继,配偶和后代将按照马云的信托契约分配或受益。

今年3月15日,马云的关联实体和慈善基金会又签订售股计划:打算从今年4月开始,在12个月内出售最多2140万股阿里股票(按当时股价汇率,约合260亿人民币),用于达成公益慈善承诺及一般财富规划。评论人士指出,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胡润2019套现王”应该还是马云。

其二,为确保控制权,阿里集团内部实行“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创业最初有18人,2009年9月,马云突然宣布包括自己在内的18人集体辞去创始人身份,集团内部始试行“合伙人制度”。这并非一般意义上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即可以按照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并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必须“在阿里巴巴工作5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2013年正式运行,其后,合伙人数目有增有减,目前达36人。该制度使持股比例不到10%的马云和管理团队可以保持对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交班”并不取消马云的影响力。

马云如此殚思竭虑,显然,心有不甘啊!

在《阿里巴巴与40大盗》故事里,阿里巴巴能够智胜强盗。而在现实中,马云再才智超人,也是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间。历史上的任何强盗,在中共面前,都是小巫,仅此而已。

不想执迷不悟死无葬身之地,所以,马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云的聪明在于,把这个“走”字玩得格外精彩,自己既能得实利,而又能堵中共口舌(至于中共心里是否舒服,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讲了这么一大篇,都是铺垫。本文关注的是,马云对中共的上述认识(通过“交班”行动表现出来的),是如何形成的?

或许,从如下三件事可一窥端倪。

第一件事,马云是“黑五类”的孙子。马云出生于1964年,从幼儿、童年时期起就与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乾坤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尤其,马云祖父,据《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书,在国民党对日抗战时期担任地方官员,在文革中被打成“黑五类”,这让马云自幼被街坊邻里奚落和鄙视。

正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出于现实的、复杂的考虑,马云选择成为了中共党员(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人,腾讯马化腾和百度李彦宏却是无党派人士,三巨头都同列2018年中共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名单)。

也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马云既喊过“要跟政府谈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也说过,“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还是在人生的这个原点上,马云选择了“交班”。

第二件事,在新型“政商关系”的压力下,大陆顶尖富豪跑的跑,抓的抓,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例如,近年来,大陆几个大鳄如肖建华(2017年1月27日突然于香港被劫回大陆)、吴小晖(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叶简明等人先后被查,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2018年7月3日在法国诡异坠亡。此外,如郭广昌、王健林等等,都遭受了中共严重压力。

在中共统治下做生意,“政商关系”是必修课。阿里巴巴自不能外。2014年阿里巴巴美国上市,这笔交易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报导题为“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都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包括江泽民的孙子、哈佛毕业生江志成(Alvin Jiang)。

大陆的“政商关系”可不仅仅只是圈钱,往往卷入中共内斗。2015年股灾,就被北京当局指认为“经济政变”。马云要撇清自己的嫌疑,通过“交班”来“全身而退”已是最好的选择了。(就在这次马云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之际,马云此前曾在公开场合透露险些“中毒而死”的视频,再次被网民翻出,引发热议。)

第三件事,马云做的是“国家生意”、“天下生意”。

在阿里巴巴的基础上,马云2002年创办了淘宝网,涉足网上零售业务;2013年推出余额宝,染指互联网金融;2015年创建菜鸟物流并尝试跨境电商,2016年提出新零售和大力投入大数据业务。每一个新业务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马云不是把互联网视为某一个特定行业,它将可能赋能于所有的商业服务领域;阿里将扮演社会基础设施供应者的角色。2014年的12月,马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做一家“国家企业”。

如大陆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说: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阿里巴巴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标本。

这自然引发中共的羡慕、嫉妒、恨。

这里先举个细节(例子)。2015年,跨境电商刚刚兴起,有一次吴晓波随同北京来的几位部委干部去阿里巴巴考察。在阿里跨境电商部门的大墙上,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数据快速地即时翻动,非常壮观。其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随口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站在吴晓波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身躯微微一动。

再谈一件“大事”。2017年1月10日,马云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谈了40分钟(3个月后才有川习会),透露了阿里分析的中国市场数据,声称要帮100万美国人就业。有知情人透露,为此中共“约谈”马云,要他做选择:要么从美股退市回到国内A股,要么马云退下,政府占有股权。马云选择了后者。

如此说来,马云的“(被)交班”就不是突兀的了,反而算是幸运的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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